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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出手快、出拳重、措施準、工作實，中國實施應對國際經濟危機一系列政策措施在保增長方面已顯現出明顯效果，現在可能已很少有人懷疑中國實現自己的增長目標。人們還注意到，在國家政策的推動下，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倒逼下，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正在悄然而生。
正如《人民日報》的《驚濤拍岸自巋然》長篇通訊所說，“外部經濟的沖擊，使結構不盡合理、產能過剩、缺乏核心技術等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諸多矛盾和問題更為凸顯。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成為(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一攬子計劃中的關鍵內容之一。”實際上，一攬子計劃實施的結果不僅保住了中國經濟的增長勢頭，也改善了經濟結構。統計顯示，今年前5個月，中國外貿出口值同比下降了21.8%，但國內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5%。由此表明，國內需求，特別是國內的消費需求在促進經濟增長過程中，承擔了越來越吃重的角色。
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在《中國經濟：關鍵時期的“關鍵之戰”》一文中，引用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的分析：第三產業縮小了與第二產業占GDP比重的差距；一季度六大高耗能行業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2.5個百分點；醫療設備及器械、生物生化制品、通信交換設備等增長大大超過工業的平均增長速度。
在世界經濟普遍衰退的情況下，中國能保住自己的經濟有8%左右的增長速度，已屬不易，而能以此次國際經濟危機為契機，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對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意義更為深遠。
實際上，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已經陸續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刺激消費、擴大內需等調整經濟結構的方針，并進行了不懈努力。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措施，在景氣調節的同時，更是不斷加大結構性調整的力度。盡管這些調控措施取得了成效，但遠未臻理想。筆者認為，同保增長相比，調整經濟結構的任務更為艱巨，這是因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大大復雜化了。
從理論上說，計劃經濟體制能夠迅速有效地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但歷史證明，不論多高明的經濟計劃制定者，借助多么強大的計算機，也不可能完全預測出充滿變數的經濟發展趨勢，設計出完美的經濟結構藍圖。靠“計劃”推行經濟結構調整的，鮮有成功，而由于計劃失誤造成的災難性后果不乏先例。中國歷史地選擇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就是說，主要利用市場機制實行資源配置，實現經濟結構的升級調整。而實行市場機制，就要承認不同人群間的利益差別，就要保證不同利益群體合法追求自己利益的權力。
列寧指出，“凡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看到物與物之間的關系(商品交換商品)的地方，馬克思都揭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表面上看，中國經濟面臨的結構性矛盾是物與物的矛盾，是各經濟部門間、物的分配問題，但實際上是人與人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很多結構調整設想，是從絕大多數國人的長遠利益出發設計的，從宏觀看是合理的，但會損害一部分人群的既得利益。例如，某個行業已經產能過剩了，應該壓縮，但對于沒有轉產能力的廠商來說，可能只有繼續擴大產能，廣種薄收才是獲利之路；能源資源比較豐富，而資金、技術實力不足的地區，當然不愿意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到節能減排項目上；在目前農民還占中國勞動力總量35%，而他們的收入還只有農民工一半的情況下，不用說民營企業，就是不少大型國有企業，靠更多利用廉價勞動力的粗放經營方式，也比靠提高工資、同時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集約式經營更能獲利，所以企業不會有普遍提高工資，從而提高工人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的積極性。
面對種種利益沖突，中國調整經濟結構之難，不是難在能否設計出完善的結構藍圖，而是如何按市場經濟原則平衡各方利益關系。但是，筆者相信，盡管有種種難處，中國應該能比西方發達國家更順利地進行經濟結構的升級。誠然，現在看，西方發達國家是靠市場經濟體制實現了經濟結構的升級和合理化，但這是經過長期的、包括嚴重衰退、甚至戰爭流血沖突等痛苦的過程才實現的。中國畢竟有制度優勢，有在國民經濟中起主導地位的國有企業，這些國有企業即使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也不應該以企業內部的自身利益或上級主管部門的利益為惟一追求目標，而是以大股東，即全體國民的利益作為終極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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