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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及時采取的刺激消費、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已經初見成效,去年城鄉市場消費品零售總額均有二成多的增長,今年首季繼續保持比較強有力的增長,使人們在世界經濟一片黯淡中看到了一個亮點。筆者認為,擴大消費,除了在需求方面做足功夫外,也不能忽視促進供給。需求與供給,相輔相成,不可偏廢。 在西方經濟學200多年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強調促進供給和強調促進需求的爭論,至今也未平息。在古典經濟學家中,斯密強調,不論是鐵匠還是面包師,每個人為自己的利益,努力增加對社會的供給,就能推進整個社會福利的提高,政府的“有形之手”不必干預;西斯孟蒂則不贊同斯密,認為由于分配制度不公,消費不足將導致經濟危機。薩伊提出的“供給會自行創造需求”說,長期被庸俗經濟學奉為“定律”。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后,凱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說,則成為了庸俗經濟學的主流派,在這個理論指導下,西方各國政府普遍靠“有形之手”大力刺激需求。70年代的“滯漲”出現后,批評凱恩斯主義、主張“復活薩伊定律,強調供給第一”的供應學派學說成了里根政府的官方經濟學。如今奧巴馬政府的政策則又大有“回歸蕭條經濟學”的凱恩斯主義的意味。 在內需、外需不足的情況下,為擴大需求,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確實應該采取某些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建議,但是當年供給學派對凱恩斯主義的批評也不無參考意義。按照供給學派的說法,凱恩斯主義以短期分析為特征的宏觀經濟管理辦法,忽視了提高經濟效率、技術革新等供給方面的長期效益。高利率阻礙了企業投資,造成生產萎縮,失業增多,從而形成了“滯”;而政府一味擴大總需求,財政赤字增大,貨幣發行過多,引起“脹”。面對“滯漲”局面,凱恩斯主義者承認,自己束手無策了。 今天,中國確實有不少行業面臨著產能過剩問題,城鄉消費品市場上更是琳瑯滿目,應有盡有,似乎根本不存在供給不足的問題。但僅據筆者對身邊生活的觀察,發現并非如此。一條有破洞的牛仔短褲,竟賣300多元。可能從棉花,到織成布,再到縫制成褲子,都是中國人提供的“供給”,但這些在300元中能占多少?如果褲子上沒有那幾個洋文字母商標,恐怕只能賣30元!休息日,游人如織的京城公園里,幾乎人手一架數碼照相機,而且也就是這一兩年的功夫,相機差不多都從“傻瓜”換成了“單反”。但這些相機幾乎不是“尼康”,就是“佳能”。即使這些相機印著“MADE
IN
CHINA”的字樣,可其價值構成中,中國提供的“供給”能占多少呢?經濟學家們多用“芭比娃娃”為例,說美國市場上,一個賣十幾美元的“芭比娃娃”、中國得到的加工費只有幾美分。其實,在中國市場上,從汽車、電腦到移動電話、“芭比娃娃”這類的商品也不在少數。因此,僅從物質形態上看,中國的供給很充足,甚至過剩,但從價值形態上看,也就是商品中所凝聚的人類一般勞動,特別是創意、設計、推廣等復雜勞動,中國的供給并不過剩,而是遠遠不足。 當年,供給學派為刺激供給開出的藥方主要是減稅、削減福利開支、放松企業管制等。今日之中國和當年的美國,情況不同,中國肯定不能照供給學派的藥方抓藥,但在刺激供給方面仍有很多工作可做。例如,最近從中央到各地方的政府部門和金融機構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采取很多措施。這些措施取得成效后,必定大大改善中國創新型產業的供給水平。 實際上,美國經濟最終走出“滯漲”,并不是靠供給學派的政策刺激傳統企業提高供給水平,而是為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IT產業的蓬勃興起創造了機會。中國的刺激政策能否刺激出更多的新興產業而非傳統產業,應視作刺激是否有效的一個標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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