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假路上，盡是前赴后繼者。早些時候，造假者做的是酒、是煙，目的只有一個——賺錢；現如今，造假者玩的是照片、是錄像，目的既是為利，也是為名。前者可能只讓個別人受害，影響有限，而后者卻可以蒙騙整個社會，讓國民上當。所以有人驚呼：“造假業”已完成“產業升級”！
這種“升級”的表現，是指產品從物質領域延伸到精神領域，從業者從工匠、商人擴展到鄉野農夫、文人墨客，產品價值從謀求蠅頭小利轉向嘩眾取寵、揚名立萬。這種“升級”的意義，在于刻畫了市場主體的某種異化，體現了社會轉型期的固有特點，傳達了造假業泛濫、造假者變本加厲的信息。
從經濟學上說，造假者之所以變本加厲，完全是因為造假風險太小，成本太低。遠的如制售假貨就不說了，近的如“劉羚羊”被曝光后，造假者交出證書、獎金然后辭職就萬事大吉了，根本不用擔心個人的經濟損失，也不用擔心有否牢獄之災。而像“周老虎”和“張飛鴿”之類，甚至還有人始終替他們撐腰、死扛，造假者始終有驚無險，弄得整個社會徒喚奈何。
一個人在某件事情上冒冒險也許是種偶然，但如果一群人接二連三地在同一件事情上鋌而走險，那就是制度環境存在著問題。對于物質領域的造假，我們的法律也許還能跟上趟(盡管懲戒較輕)，但對精神領域的造假，我們的法律規定和處罰措施幾乎還是一片空白。人們之所以不斷呼吁要盡快出臺《新聞法》，呼吁盡快制訂《誠信法》，其用意自然是不言而喻的。特別是在新聞方面，要保障新聞工作者的權利和義務，維護人民大眾對新聞和信息的知情權，沒有法律作后盾是不行的；同樣，要做到獎優罰劣、抑惡揚善、伸張正義、打擊作弊，徹底鏟除弄虛作假的土壤，還新聞一個干凈的天空，沒有法律的保障也是不行的。
當然，除了法律、規則之外，維系一種制度環境的健全和完善，也離不開道德的力量。社會轉型期高度集中的社會矛盾、層出不窮的“出軌”現象，容易催生人們的浮躁心理，泛起許多不穩定的社會因素。就像詹姆斯·布坎南所說，轉型期間，尚未得到信任的新規則會造成社會的無序和社會關系的動蕩。所以，處在發展的關鍵時期，面對全球最大名利場——互聯網的誘惑，我們要保持一種平常的心態。我們也許做不到莊子老先生所說的那種“虛己無心”，但可以盡力掙脫名利的束縛，抵住名利的誘惑，把握內心的價值尺度，堅守生命的基本意義。這樣的道德底線，我們不能輕易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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