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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幾年前，中外經濟界人士還都為可能出現通貨緊縮而擔憂。而如今西方各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已普遍轉為預防通貨膨脹。中國的消費物價指數也出現了10年來的最大漲幅。
今后一個時期，中國將面臨消費物價繼續上漲局面恐怕是不爭的事實。央行公布的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坦言通脹預期增強；發改委、統計局等權威機構的有關人士表示，未來物價增輻可望回落。增幅回落意味著不是不增，只是增得慢些而已。
新中國建國初期，以及以后的計劃經濟時期和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初期，我國主要靠行政手段十分成功地應對了物價上漲，或潛在上漲局面，能讓北京的標準面粉價格在二三十年間都保持在每斤一毛八分五的水平。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日益成熟的條件下，如何利用市場經濟的手段對付通脹，應該算是一個新課題。
上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曾發生了嚴重通貨膨脹。起初，尼克松政府一時手足無措，采取了暫時凍結工資與物價的行政手段，未能奏效。隨通脹的加劇和持續，西方的主流經濟學派和非主流學派紛紛將研究領域從如何避免危機，刺激增長轉向如何對付通脹。他們就通脹的成因以及應對政策措施提出了種種理論。以沃爾克出掌美聯儲為標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經過80年代的大調整，主要利用貨幣政策并調整了引發通脹的財政政策，終于馴服了通脹怪獸，在信息等新技術的刺激下，迎來90年代后的低通脹，高增長的經濟好景。
為了應對可能出現的通脹，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已經或表示將視情況出臺一系列以貨幣政策為主，輔以財政政策的宏觀調控措施。從西方國家的經驗看，用這些經濟手段完全能夠控制住可能出現的通脹的。但是，利用經濟手段治理通脹要有一個前提條件，即有一個比較成熟的市場環境，能較順暢地傳導中央宏觀調控信號和政策效應。
一般而言，只有中央政府才掌握利率、貨幣供應量、中央財政收支規模等宏觀調控手段。在這些方面，地方政府沒必要上行下效。但是維護全國統一的市場秩序，則各地政政府都“守土有責”。如果采取地方保護主義措施，限制外地商品流入，或者默許、甚至慫恿本地企業采取非法競爭手段等行為，破壞了市場秩序，中央調控措施的效力必然大打折扣。
為維持物價穩定，利用行政手段強行限制物價的做法也不可取。對競爭充分的行業，采取強行限價措施必然導致供給減少，為未來更大的價格反彈埋下隱患。充分的競爭是平抑物價的利器。
按筆者的理解，中央宏觀調控措施的目的應該是抑制某些商品，特別是百姓生活必需品價格增幅過快的局面，而不是希望價格全面下挫。如果價格全面下降，就是通貨緊縮，對整體經濟的傷害可能比通貨膨脹還要嚴重。在物價不可避免地有所上漲的情況下，各地政府最應該做的是，盡快使當地人民收入能相應提高。由于企業的逐利本能，在能提高售價的情況下會很自覺地提價，但在提高職工工資方面就不那么自覺了。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資標準，并真的督促落實，要靠政府的強硬手段。至于隨經濟發展和物價水平相應提高社會保障險水平，更是政府的職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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