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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道，新加坡著名僑商孫炳炎十幾年前在哈爾濱投資辦了五家企業，由屬下森林(香港)國際有限公司出資，并就地聘請薛某全權負責經營。1995年森林公司因故解聘薛某并進行財務審計時，竟然發現公司欠了薛某500多萬元，但財務記錄明顯有缺漏和造假痕跡。就是這樣一件并不很復雜的官司，雙方居然一打就是十幾年——先是民事判決森林還錢，后是刑事判決薛某詐騙，最后是舊案推翻重新審理。由于案件久拖不決，孫炳炎先生最后是帶著深深的遺憾離開人世的(見7月31日《中華工商時報》)。
對這個案件的是非曲直，筆者無意探究也不便多言。筆者只是想到了一個問題：對待朋友，我們正確的待客之道應該是什么？想當初，我們的發展條件并不好，很多外商之所以選擇到中國投資，應該說感情的成分占了大部分。就算在條件大為改善的今天，能夠到中國來的也都是我們的客人。對待他們，我們究竟應該有怎樣的誠意和態度呢？
我們發現，當外資逐漸增多、市場日趨理性之后，我們的待客硬件雖然不“軟”了，但軟件依然“硬”不起來；城市和道路雖然漂亮了，但法律、管理、服務等依舊不盡如人意。森林公司的“奇案”，其實就是人為的因素干擾了法律的價值取向和判斷標準，就是富有國人特點的“人情文化”、“厚黑學”和“關系網”限制了法律的自然訴求和正常伸展。在這種情況下，法律常常被迫變成“橡皮糖”或“雙面泥人”。以這樣的軟環境來接待客人，我們應該感到慚愧。特別是在成為全球第一引資大國之后，這樣的現狀更讓我們坦然不起來。
法律的完善狀況，執法的嚴明程度，常常構成一個企業能否生存發展的重要條件，因而也就常常成為一個商人選擇投資地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們不僅在法律的執行上存在著許多人為的干擾因素，在法律的設計上也存在著諸多障礙和漏洞。比如，對什么是“外資”及其外延，我們至今尚無一個十分標準或權威的定義，以至在實踐中存在著“設立地標準”和“資本來源地標準”交互使用的現象，給實際工作帶來了很大的不便；比如，我們在權威性法律中雖運用了“外資并購”的概念，但實際上只涉及股權收購和資產收購，并沒有包含兼并的意思，以致外資意欲兼并我國企業時因找不到法律依據而陷入茫然。
不僅涉外的法律如此，涉內的法律也如此。我國《反壟斷法》十幾年來遲遲出不來，就是某些部門利益作祟的緣故。我國的《公路法》里也早就沒有“養路費”一說了，但車主們至今仍在不公平地往外掏著錢，既得利益者仍在心安理得地享用著“不法”收獲。
所有這些法律缺陷，都是嚴重威脅企業和商人生存環境的不利因素，也是產生諸多社會不公的制度誘因。大量的事實已經證明，你的待客之道無論多么坦誠，待客之情無論多么熱烈，也常常抵不過你法律上的一個小漏洞，或者你服務上的一個小瑕疵。所以，我們當務之急是應該真正把法律當回事，真正讓權力和人情遠離法律——無論對外，還是對內；同時，“超國民待遇”也好，“次國民待遇”也罷，都必須徹底從我們的觀念里清除出去。
只有這樣，我們的待客環境才不會讓客人寒心，我們的待客之道才會真正達到“借雞生蛋”的目的，我們自己也才會達到經濟繁榮、社會和諧的總體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