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如手機單向收費、壟斷企業收入過高等問題，確實是一個早該結束的現象。但是筆者認為，這些事雖然典型，可畢竟只屬于壟斷弊端的具體現象。因此從立法的高度講，局限于具體問題是矮化了法律的應有功能——只針對現象、忽略現象背后復雜成因的立法，不僅未必能夠遏制壟斷弊端，而且也會因反壟斷反不到點子上，而使法律的含金量大打折扣。
筆者以為，針對當前壟斷形成的負面現狀，一部《反壟斷法》起碼應該解決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在立法中解決壟斷企業的網絡開放問題。而從法律上規定其網絡的有條件開放，實現與同行的互聯互通，也就等于開放或降低了競爭門檻。這無疑是打破壟斷、降低市場成本以造福百姓的關鍵之舉。
二是在立法中認定壟斷業的盤剝行為。去年11月，國家發改委對出租車、物業管理兩行業發布“定價成本監審辦法”，明確規定了哪些開支不得列入定價成本。近年來的各類漲價聽證會上，漲價理由的“成本”，往往成了壟斷者與聽證代表各執一詞的糊涂賬，而法律對此又沒有明確的規定，導致聽證會無一例外開成了“漲價會”。而從法律或法律實施細則的意義上界定成本范圍，就可以從根本上遏制其對消費者的盤剝行為。
三是要解決“反壟斷執法機構”的問題。法律中如果僅僅規定了哪些是該“反”的壟斷行為，而不能明確“執法機構”及“執法方式”是什么樣的，法律的權威不可能很高。
實踐證明，在反壟斷這一問題上，不能過多指望行業立法與行業執法，因為行業監管者較多注重的是如何確保本行業的發展，如何保護本行業企業的利益，未必注重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因此，通過獨立于行業之外的專門立法，才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出路，《反壟斷法》擔負的正是這樣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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