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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北京朝陽法院向北京市建委、國家工商總局和中國保監會等六家單位發出了司法建議書，結果只有一家單位及時回復，三家單位沒有理睬，兩家單位再次催促后才有回音。據《北京日報》報道，去年北京四家法院共發出司法建議172份，大多集中在行政機關，反饋者不足三成。這種現象，頗讓人感到不解。
對政府來說，司法監督是很重要的一種監督形式。而司法建議，又是司法監督的重要實現形式。何謂司法建議？司法建議就是法院在審判活動中，發現行政機關、企事業單位或個人存在亟須改進的問題時，依法向有關方面發出的整改建議書。這種建議因為是從教訓中得出來的，所以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實際作用不容忽視。
我們應該還記得，前幾年一輛奧拓車內的甲酫“殺”了一名女子，法院一封司法建議書促成了《車內空氣質量標準》的研究提上日程；我們也應該還記得，一年前“全國牙防組”在各種牙膏廣告中頻頻露面，法院一封司法建議書促使有關部門對其作出了處理，并停止其對口腔保健品的認證活動。所以，在一個依法履行自己職責的法律機構面前，政府部門對司法建議的怠慢和冷落，不僅會損壞自己的形象，影響自己的信譽，而且會阻礙經濟環境的改善和社會發展的步伐。
那么，政府部門為什么會怠慢和冷落司法建議呢？筆者認為不排除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有些問題的政策性、專業性確實比較強，非本行業人士很難完全了解和掌握，主管單位也就認為“不值得”答復，比如車貸發放的審查手續等；一種是有些問題隱藏著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主管單位沒有能力、也不便馬上回復，比如眾所周知的人防工程產權歸屬等。
但是，更大的可能性，恐怕來自政府部門的一種“傲慢與偏見”，來自長期的“主”“仆”關系顛倒所形成的我行我素的作風和態度。在有些人看來，一個堂堂的什么什么機構或單位，向你區區一個法院“回答”和“復命”，實在是很沒面子的事情。長期形成的行政等級觀念，已經成為他們對待社會交往和處理社會問題的準繩。實際上，有些問題盡管棘手，有些建議盡管提得不夠“專業”，但只要你有個態度，有個說明，就足以體現你的誠意，說明你配合了司法工作，接受了一次可能有效也可能無效的監督。從這一點上說，一個政府能不能有效地接受監督，其實并沒有什么“技術性”的問題，主要是一個態度問題。而態度，有時決定了一切。
有人會說，強調司法建議的作用，會不會導致司法權的濫用，形成一種“司法萬能”的局面？其實，法學專家已經斷定，司法建議就像醫生的診斷書和處方一樣，可以為收受方提供一個對癥下藥的機會，同時也為法院提供了用非強制手段處理社會問題的空間。司法部專家劉武俊甚至認為：“司法建議堪稱司法理性應對社會制度困境的典范”。所以，我們沒有理由忌憚和排斥司法建議。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不能認為法院只講對錯、只看功過，而不能有善意的提醒、溫和的敦促。更不能認為一個依法判案的機構，只能向法律制訂機構提建議，而不能對與法律無關的事情“說三道四”。法律的目的在于懲治罪惡、消滅腐敗，更在于治病救人、防患未然，這正是司法建議的出發點。從總體上說，司法建議保證了國家機關之間既有分權、制約，又有相互合作，這種既制約又合作的關系，并沒有妨礙到司法的獨立性。相反，它能夠在一定范圍內提升司法的影響力，促進社會各個方面的和諧。
所以，作為一種中國特色的有效監督政府的執法手段，司法建議在一定時期內有其存在的價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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