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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進了北京一家工廠當了工人。在領到嶄新的工作服同時，還領到兩個略小于臉盆的搪瓷飯碗。從此，那種買飯票后到窗口打飯的，真正的食堂，成為生命能量的供應基地。
當時，全國很多地方“寧要社會主義的草”，副食供應極差。首善之區的北京，居民的“膳”要比外地善一些。食堂的早餐有豆包、糖包或果醬包，每周有一次炸油餅，但要犧牲半小時寶貴的晨睡才能吃到。中午，食堂有一專門的窗口供應每“兩”三分錢的炸醬面或麻醬面。那個“兩”是市制重量單位，即50克，是當時普遍采用的主食計量單位。它不是指熟食的實際重量，而是指做成這些食物所耗用的米、面重量。“四兩面條”不是指大師傅撈到碗里的面條只有四兩重，而是指用200克面粉所做成的面條，并包括其中的炸醬、麻醬及少量菜碼，一毛二分錢，夠食量中等的成年人完成下午的工作，再擠一小時公共汽車回家吃晚飯所需的能量了。其它窗口通常提供三個菜供選擇，一個是5分錢的素菜，夏秋是時令大路菜，冬春是永遠不變的熬大白菜(廠里的大菜窖能將大白菜儲存很長時間)；一個是一毛錢左右的略含肉類和豆制品半葷菜；還有就是能明顯觀察到含肉量的兩毛錢的葷菜了。榨菜炒肉絲最受歡迎，就著它能津津有味地吃完四兩米飯和一個窩頭，還能沖碗高湯。由于大部分職工下班后都回家吃飯，晚餐就簡便些了。
那時，我尚無家小，每月能準時領到40元工資和45斤糧票(在黑市上也有頗高的含金量)，在食堂換15元的飯票，加上周日吃飯和偶與朋友小酌的花費，恩格爾系數為50%。在京城里算是比上略有不足，比下則大大有余的小康之人了。
所在工廠屬于一個大型運輸公司，公司下屬的維修廠、車場、車隊遍布北京城鄉，各單位都有自己的職工食堂。有時公出，在兄弟單位食堂就餐，難免比較一番。從價格上說，在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關系國計民生的主要食品價格是絕對一致的，帶魚都是每斤三毛八分錢，所有職工食堂中的饅頭都是二兩面票四分錢，飯館中則是二兩糧票五分錢。我遠沒貧嘴張大民那樣精明，沒留意過各食堂每碗餛飩的數量差別。但能明顯感覺出，在花樣品種和烹調手藝方面，還是各有千秋的。公司總部食堂，就餐人員少，且都是機關干部，飯菜自然做得精致些。那時，食堂間優劣的區別主要在于誰能弄到緊俏的副食品。在物流不暢的年代，擁有長途運輸工具的車場、車隊各顯神通，為食堂捎來點兒俏貨。為屠宰廠運生豬的車隊，往往能弄來廉價的下水；給糕點長拉面粉的車隊，弄點下腳料來，能使自己食堂的面點更豐富。一次，在兄弟單位的食堂里，居然見到了久違的螃蟹，買去后特地回趟家，讓家人分享。相形之下，我所在的維修廠就沒這優勢了。僅就公司范圍內而言，別人的食堂要比我們廠食堂好，應該算公平之議吧。
大學的食堂，永遠有說不完的故事。“十年浩劫”后，重返校園。母校所受的教誨令我受益終生，但對母校的學生食堂，實在不敢恭維。在食堂里，從沒遇到過哪位女同學無意打翻粥碗灑我一身后，讓我有機會很紳士地說“沒關系”，從而贏得芳心。排到窗口后，大師傅打菜的勺子也從沒伸向菜盆中肉多的地方。有一次，買了一份稱為某某肉絲的菜，吃到最后，屈指也沒數出有幾根肉絲。畢業實習去南方做社會調查，借宿于南海邊一所美如花園的大學。這所大學的學生食堂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并列設置了幾座食堂。同學們使用統一的飯票，自由選擇在哪里就餐。最后結算，哪個食堂接待的學生多，工作人員得到的獎勵就多。效果不言自明。一兩毛錢就能吃到一整條魚，加一碟青菜。那時還不興什么按名氣、學術成果給高校排名。據說，其食堂排名在高校中居榜首。
再后來，畢業了，工作了，來到現在的單位。據說單位食堂也是多年的老先進了，曾在相當范圍內的評比中取得優異成績。但是，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食品供應極大豐富，社會上餐飲業有了井噴式發展，單位食堂在人們生活中的重要性越來越小了。人們對飲食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是否健康，是否安全上。從這個角度說，我無意，也無法再評說誰家食堂的好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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