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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則消息說，美國洛杉磯新破獲一起汽車保險詐騙大案，涉案人員上百人，其中大多數又是醫生和律師。人們不解：這些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為了錢居然可以不擇手段？
其實，比起國內正在上演的諸多財富“變態劇”，這種案件只怕是小巫見大巫了。鋪天蓋地的短信陷阱，屢禁不絕的盜版產品，魚貫而行的黑心礦主，前赴后繼的腐敗高官……這些玩著火、走著鋼絲的各色人等，動機也全是為了一個字：錢。而且和國外相比，這些陷阱已越來越詭秘和不易察覺，仿冒技術已越來越高明甚至足可以假亂真，斂財心理也更張狂而且肆無忌憚。難怪有人驚呼：“財富總是帶著血腥而來，卻披著光環而去！”因此，憑良心說，民間的“仇富”情緒之所以揮之不去，與這樣的的社會狀態不無關系。
君子“取”財，不可無“道”。如此之多的人不按規距出牌，甚至不拿公德和法律當回事，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犯罪成本太低。在美國，據說一個醫生收了紅包，一輩子都別想在美國的醫學界混，這種高昂的“代價”，足以震懾效尤者，讓人不敢越雷池一步。我們現階段之所以會有這么多、這么猖狂的斂財者，一方面是社會發展初期的歷史規律使然，另一方面，就是源于我們的誠信體系不夠健全。具體說來，就是對不法行為的發現機制不夠敏銳，對構成犯罪的懲戒機制不夠嚴厲，資源共享的信息披露機制不夠完善。我們如果也有這樣的法治體系：一個人有意賣了一塊過期蛋糕，他(她)的后半輩子就很難再做食品生意了，哪怕改做其他行業也非常困難，此時你再看他(她)，還敢胡來嗎？
當然，這種無“道”之行，只是財富積聚的一種極端形式。這種形式需要我們從道德和法律層面來加以防范。我們見得更多的，是那些非極端的、廣泛存在而且潛移默化影響著經濟社會的形式，比如，許多人變得更愛攢錢了，不想也不敢亂花錢了。中國人的儲蓄率已高居世界第一位，儲蓄額已超過15萬億元，而且還在不斷增長。加上一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由此形成的流動性“猛于虎”的擔憂，時刻縈繞在政府和經濟學家們的心頭。
不斷增長的儲蓄額，與其說代表了一種不斷膨脹的財富，不如說反映了一種不太正常的心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歷史和文化形成的“蔭庇”思想和守業觀念帶來的，但也折射了在長期收入和福利變數過大的背景下，人們內心深處的那種危機感和憂患意識。換句話說，收入預期的不確定，社會保障的不完善，迫使中國人不得不“愛”起錢來。即便是那些耍滑使詐、作奸犯科的斂財者，也不能排除部分是因為這種原因才鋌而走險的。
社科院的一項調查表明，我國工資總額占GDP的比例，1989年尚為16%，2003年則下降到12%。而美國的這一比例，則在50%以上。去年以來，百姓生活用品紛紛漲價，教育與醫療費用依然“深不可測”，加上變數同樣巨大的養老問題，人們的“幸福預期”必然大打折扣，攢錢防“變”自然順理成章。
如果說，極端的斂財方式反映了我們的監管乏力和執法漏洞的話，那么，百姓攢錢、消費不振體現的就是我們的制度缺陷。前者挑戰的是社會公德和法律底線，后者挑戰的則是政府和經濟學家的聰明才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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