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是一個戰略問題，全局問題，長遠問題。我們千萬不能把它看成是農民工自身的問題而放棄政府和社會的責任。”全國人大代表、北京華威家具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長汪宏坤近日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直言不諱地表達了他對“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問題的關注。
　　記者發現，在今年的兩會上，這一話題也引起了多位代表、委員的熱議，他們呼吁盡早建立全國統籌、城鄉接軌的適合農民工特點的養老保險制度來解決這個問題。

統一的制度建立迫在眉睫

　　為農民工辦理養老保險，被視為保障農民工基本權益，進而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舉措之一。但現實的情況是，目前我國農民工養老保險的覆蓋率只有15%，還沒有建立全國統一的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而具有地區特色的獨立型、綜合型、納入型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差別較大，還有一些地區沒有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律協法律援助委員會委員王林說，“如果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解決不好，20年后，那將是一個可怕的社會問題。”
　　“我自己就是農民工出身，因此我對這個問題有著切身的感受。盡管目前農民工群體以中青年為主，短時間內還看不到養老的問題，但如果這樣發展下去，不久的將來，這一問題必將困擾整個社會。”汪宏坤對記者說，所以現在，我們非常有必要以為農民工建立社會保險為突破口，推進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普遍建立，為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逐項接軌準備條件；讓他們平等地享受法律賦予的權益，分享其對社會做出的貢獻及社會發展的成果，這不僅可以促進社會公平的實現，還可以從一定程度上提高農民工的素質，從而減少社會動蕩的因素，維護社會的穩定運行。

三大原因造成農民工養老保險覆蓋率低

　　老有所養是人們共同的追求，對終年在外奔波、工作條件相對比較惡劣的農民工來說，這種需求更加強烈。為什么目前他們的養老保險覆蓋率如此之低呢？
　　“制度缺陷還是最關鍵的原因。”全國政協委員、黑龍江省政協副主席何小平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首先，養老保險跨地轉接難，使這項惠民政策反倒成為農民工的累贅。參保后由于打工地點或單位變動，許多農民工不得不辦理退保，然后再到新單位參保。由于工作流動性大，農民工最終的退休所在地很難確定。養老金手續轉移的繁瑣，讓許多農民工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其次，按照規定只有累計繳納滿15年以上的養老保險，才可在未來領取養老保險金，這對于工作地點和崗位具有極不穩定性的農民工來說是遙不可及的事情。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社會養老保障繳費比例偏高。”全國政協委員、致公黨浙江省委會副主委杜時貴解釋道，社會養老保險繳費比例一般是企業按員工工資的20%，個人按工資的8%來繳納。這樣的比例結構導致了部分企業參保不積極甚至回避，而許多農民工也希望拿到眼前的實惠工資和補貼而不愿參保。    “正是因為農村和城鎮的社會保障制度無法接軌，導致了現行的社會養老保險對農民工基本上沒有什么實際作用。”何小平告訴記者，一項有關農民工養老保險的調查表明，83.2%的農民工不愿意購買目前的養老保險，80%的企業主不贊成為農民工購買養老保險，接受調查的農民工90%以上沒有購買養老保險。一方面，農民工為老所愁，一方面又拒絕繳納養老保險，這形成了一種奇特的社會現象。

代表委員獻計獻策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田成平日前指出，目前我國農民工已超過兩億人，其中進城務工人員大約有1.2億左右。對于他們目前所面臨的社會養老保險方面的問題，汪宏坤認為，關鍵是要允許農民工的社保賬戶自由、全額轉移。
　　“首先要為他們全面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無論他們在哪里就業，還是將來回到了農村，隨著全國社會保障信息系統遍布城鄉，他們同樣能享受到社會養老保障。”全國政協委員、江西省政協副主席陳清華表示，最重要的是，這樣既可以擴大社會保障基金的繳費基數，緩解養老金近期支付壓力，又可以使更多的勞動者享受養老保險的權利，為實現全社會的老年保障目標奠定堅實的基礎。
　　針對繳費基準高的問題，杜時貴建議設計“完全積累型”，“低繳費低待遇”，“多層次廣覆蓋”政策作為農民工養老保險的基石。“完全積累型”即企業繳納和民工個人繳納的養老費全部記入農民工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繳費比例要低，可考慮個人繳納工資的4%，企業繳納4%—8%，企業的比例可以有彈性，這樣一方面減輕企業負擔，另一方面又鼓勵和激勵農民工。
　　戶籍問題不但是農民工進城務工難的一道高門檻，亦限制了農民工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構建。對此，何小平建議，應充分考慮農民工的自身特點和現實需要，放開戶籍政策，盡量將完全市民化的農民工轉化為所在城鎮戶口，享受與城鎮職工一樣的社會保險待遇。
　　對此，田成平表示，有關方面正在進行調查研究，將提出逐步解決戶籍改革問題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