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位農民工代表成了本次兩會上媒體們最為關注的采訪目標——朱雪芹、胡小燕、康厚明，分別來自上海、廣東和重慶。當他們走進中國最高權力機關的會場時，他們推開了一扇標志之門，一扇標志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之門。
一年前，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關于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名額和選舉的決定中說，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中，來自一線的工人和農民代表人數應高于上一屆；在農民工比較集中的省、直轄市，應有農民工代表。
這是回應現實與時代發展的選擇——這個我國產業工人主力軍的近兩億之眾的群體，這個隨著城市化進程還將不斷壯大的群體，一直少有人大代表。因為他們長年游走于城鄉之間，其政治權利既難以在原籍行使，也無法在實際居住的城市行使。這對人民代表大會本應具有的廣泛性、代表性而言，是不小的缺憾。
今天，沒人能忽視農民工的價值。從暫住證、務工證、就業證到醫保卡、工會會員證、選民證，對農民工的歧視性規定逐漸消除，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開始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平待遇和發展機遇，享受的權利從經濟層面向政治層面遞進。
這是歷史的必然，這是時代的必然。
在既是農民工輸出大市又是農民工就業大市的重慶，2007年11月4日迎來首個“重慶農民工日”，開全國省級先河；在著名的小商品集散地浙江義烏，2002年打工妹朱林飛就以高票當選該市第一名農民工人大代表。為什么是義烏？為什么是重慶？因為兩地都是農民工集中之地。農民工在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不容忽視。
所以，農民工代表走進全國人大會堂，并不是誰的主觀意志，不是人為的勉強。
當然，“登堂入室”僅是第一步。我們相信，“農民工代表流動性大的難題如何解決”、“農民工代表如何履行好職責”等，都將在實踐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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