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底層的數以億計的中國農民工，終于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中有了自己的三名代表，他們連日來備受媒體熱捧，今后這些天，他們仍將是閃光燈的寵兒。
    從受到社會歧視的弱勢群體，轉變成為各界矚目的焦點，固然令人欣慰，但欣慰之余，社會還應當有冷靜的思考。
    來自上海的朱雪芹、廣東的胡小燕和重慶的康厚明，是有史以來的首批農民工代表。
    從普通的打工仔打工妹，一躍成為全國人大代表，三人的日常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不斷有農民工來找他們，寫信、打電話、發短信，反映各種問題。
    三人的變化，是其背后的農民工社會地位得到提高的一個縮影。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中國有兩億左右的農民工，他們對城市建設和發展功不可沒。
    多年來，很多農民工在子女入學、社會保障、工資發放等方面，承受巨大的壓力和歧視；同時按照現行有關規定，他們也很難成為其所在城市的人大代表。因為他們“工作在城市，選舉在農村”
    去年的全國人大會議做出明確規定：在農民工比較集中的省、直轄市，應有農民工代表。朱雪芹等三位代表的產生，使這個龐大的社會群體，在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中有了最直接的代言人。
    雖然朱雪芹等三人都明白，全國人大代表的頭銜，并非只是個人的榮耀，承載更多的代表龐大農民工群體的沉重責任。但坦白說，指望三人代表兩億多人的龐大群體，能夠發出這個群體的全部呼聲，顯然是不現實的。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就認為，“農民工出現人大代表的標志意義大于實際意義。”
    但無論如何，農民工入選全國人大代表，是一個令人欣慰的開始。另一方面，能夠代表農民工的，并非僅僅只有三位農民工代表。
    近年來，在整個社會的關注下，農民工的生活狀態已經得到了很大改變，比如多年來各界都致力于解決農民工被拖欠工資問題；浙江取消城市暫住證制度，外來務工人員享受同城待遇；重慶設立農民工日；山西實施農民工權益保護條例等。
    專家認為：農民工制度性身份是中國現行的社會體制和戶籍制度造成的。因此，解決外來工民生問題，就要從帶有根本性、制度性、法規性的深度來思考、研究和解決。
    隨著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城鄉二元體制逐步改變，最終可使農民工融入到其所工作和生活的城市，共享社會進步發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