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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處于轉型陣痛期

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發展模式產生嚴重沖擊，全球供給結構、需求結構發生深刻變化。此輪金融危機的持續影響，足以與20世紀30年代的全球大蕭條比肩，二者并稱為工業革命以來蔓延最廣、破壞力最大的兩次危機。危機發生后，主要經濟體都進行了快速的直接干預，控制危機蔓延，避免經濟直線下滑。應急性的輸血止血后，不得不面對和思考的問題是，是什么導致了危機？如何才能走出危機？
　　金融危機前，由于全球貿易巨大的資源配置效應，形成了美歐消費、亞洲生產、中東拉美提供能源資源的世界經濟循環體系。在這個體系下，發達國家通過進口廉價地獲得資源產品和制造業產品，以“金磚五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通過出口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全球經濟進入一個繁榮周期。2000—2007年，全球貿易年均增長接近10%，全球經濟年均增長5%左右，是20世紀70年代后的一個增長蜜月期。往往當人們認為這樣一個模式將長期不變地持續下去時，危機便開始孕育。由于經濟增長過度依賴負債消費和虛擬經濟，美國等發達國家財政赤字化、經濟虛擬化
　　的現象越來越嚴重。美國個人儲蓄率在危機前幾乎接近于零，美國金融業利潤占國內總利潤的比重高達30%左右，2008年美國制造業產能利用率下降到 662%，失業率上升到10%。賺得盆滿缽滿的華爾街現象誘導政策制定者和普通民眾再次信奉這樣的道理：市場萬能、無需干預，自由放任才是經濟快速增長的邏輯。于是從微觀運行、宏觀政策、觀念認識三個方面形成了危機孕育和自我強化的框架，金融海嘯到來只是時間問題。
　　從2008年危機爆發到現在，八年間全球主要經濟體思考和實踐的指向是基本一致的：一是全球經濟原有平衡無法維持，需要進行系統性調整、結構性改革，再造新的增長動力和平衡機制。二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努力推動經濟轉型是中短期實現再平衡和中長期實現可持續增長的唯一出路。因此，我們看到在全球經濟的深度調整中，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經濟體，都在探索經濟轉型之路，尋求新的增長源泉。
　　美國在危機中首當其沖，也正因為這樣，它調整的步伐最快，在結構性改革上也動了刀子。奧巴馬政府一方面努力療治金融體系的創傷，主旨是去杠桿、去泡沫、強監管，從金融部門入手開始修復資產負債表；另一方面針對產業空心化、經濟虛擬化的病灶，著力實施再工業化戰略，實施擴大出口的戰略，同時把加強創新能力、改革教育和增加基礎設施投資。
　　美國在危機后采取了一系列實施再工業化和擴大出口的政策：奧巴馬政府兩度頒布創新戰略；提出出口倍增計劃，白宮專門成立“出口促進內閣”，提出要實現五年出口量倍增；聯邦政府發起力爭上游的競爭活動，對那些制訂并實施教育創新計劃，有效提高教師質量和學術成就的州提供獎勵；奧巴馬呼吁實施“為21世紀重建美國工程”，加快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加大私人投資，創造更多就業。
　　作為重塑產業競爭力、搶占全球價值鏈高端的支柱。這一系列調整推動了微觀基礎經濟恢復成長，使得美國較快走出泥淖。但不能忽視的重要事實是，美國利用了美元國際儲備貨幣的特殊地位，憑借量化寬松等政策，在對內釋放流動性、刺激就業增加的同時，向外輸出了危機，讓全世界為其買單，這是無法復制的“成功經驗”。
　　與美國相比較，歐洲和日本的麻煩就更大一些。歐洲屢受主權債務危機的侵襲，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國輪番中槍，往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得本就乏力的經濟更為敏感和脆弱。“結構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s）雖然得以鮮明地提出，與投資、財政支出共同作為經濟政策的三大支柱，但掣肘于財政體制與貨幣體制錯位、福利棘輪效應等，改革在現實中步履維艱，所強調的勞動力市場、商業環境、創新改進十分有限。日本“大膽的金融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即使力度空前，也不能抵消其經濟上的結構性缺陷，勞動力不足、財閥勢力過大、創新滯后等，制約著企業結構調整和產業競爭力的提高。
　　發展中國家成為金融危機后拉動全球經濟回升的主要力量，2009年金磚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高達90%。但隨著危機進一步發酵、演變與外溢，發展中國家結構性改革的壓力也凸顯出來。在中國之外，印度推行大刀闊斧的結構性改革，力圖解決“滯漲”、開放程度較低、基礎設施薄弱等問題，實施印度制造、印度東進等政策，目前經濟增長呈現較為強勁的勢頭。
　　但同時，東南亞和拉美國家的改革調整并未取得較好的進展，依然受制于外部市場萎縮、自生能力不足，增長勢頭放緩。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雖然推動經濟轉型和結構性改革，已經成為各國共識，但實施中由于削減財政支出、壓縮居民消費與短期經濟下滑、失業增加的兩難選擇，又由于福利水平和利益格局調整對政治選票的巨大影響，以及主要經濟體政策在政策步驟和時序上的難以協同，全球經濟要想達到再次平衡、進入下一個增長周期還有待時日。需要看到的是，經濟的停滯或倒退極易引發社會和政治層面的矛盾，這些矛盾或以政治危機甚至流血沖突的形式出現，這將從另一個角度表明，經濟轉型遠未結束，陣痛還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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