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蘇世民學者項目主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弗里曼經濟學講席教授李稻葵昨天在陸家嘴論壇上表示，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未來將推進一系列的金融改革措施，全球金融改革“好戲在后頭”。

    中國自己開始意識到要在全球治理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今年宣布將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同時，總部設在上海的金磚國家新投資銀行也將于今年公布于世。這些動作很快對國際治理會形成一個挑戰、形成一個刺激。三個方面會形成刺激：第一，馬上就面臨人才挑戰。因為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以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會面臨一個招聘有經驗的國際工作人員的挑戰。

    從哪里來？大量會來自于IMF、來自于世界銀行，來自于亞投行，所以第一是人才挑戰。第二個是觀點的挑戰。國際組織IMF世界銀行不僅僅是資金提供者，更重要是觀點的產生者。比如說主要國家金融是不是穩定，IMF的工作是給各個經濟國家做體檢。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新金磚國家的銀行必須要做體檢，因為業務要貸款，沒有體檢怎么能搞貸款呢？如果一個病人身體不健康怎么能不吃藥？但是藥必須要對癥，不能吃錯了藥，所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在觀點上必須要創造，必須要做工作，這個觀點與世界銀行、IMF，毫無疑問在未來會形成一定的沖擊，有一定的不同。

    第三個競爭，治理機制的競爭。IMF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怎么樣治理、怎么樣投票？碰到有爭議的問題，比如去某一個國家搞水利項目，該不該投資？環保人說不該投資，當地搞財政的人應該投資，怎么協調？誰說的算？這又是一個新機制。和世界銀行的機制很快會形成對比。所以三方面會形成挑戰、形成沖擊。

    改革必須要有勇氣。中國的崛起、人民幣逐步國際化，對美國而言充滿著不確定性。比如說這1萬多億中國的美元外匯資產投資在美國的國庫券，如果這1萬多億的資產轉移到其他的地方，對美國的利率有什么影響呢？我們可以寫模型、可以進行計算，但是我相信誰也算不準，未來很難判斷。所以假如我是美國財政部財長也會非常謹慎。對于人民幣進入STR特別借款權一攬子計劃高度關注，也是高度謹慎，甚至于保守。所以這兩條，一是缺乏判斷、二是缺乏信心、三是缺乏信息，所以這就解釋了為什么與新興市場國家相關的改革當前是落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