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辦公廳15日發布《關于促進社會辦醫加快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簡稱《措施》)，提出進一步放寬準入，拓寬投融資渠道。將社會辦醫納入醫保定點范圍，對社會辦醫療機構提供的醫療服務，免征營業稅。專家建議，降低社會辦醫門檻的同時，也要同步強化監管，明確社會辦醫資質條件。

　　針對社會辦醫進入難、限制多、空間小等問題，《措施》提出了三項具體舉措。一是清理規范醫療機構設立審批。二是拓展社會辦醫發展空間。要求各地定期公開公布區域內衛生資源配置情況，取消對社會辦醫療機構的具體數量和地點限制。三是控制公立醫院規模，規范公立醫院改制。明確政府辦醫的范圍和數量，嚴格限制公立醫院特需服務規模，引導和規范部分公立醫院改制。

　　《措施》對加強社會辦醫療機構的財政資金扶持政策做了明確，提供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社會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將被納入政府補助范圍，執行與公立醫療機構同等補助政策。同時，落實對社會辦醫的各項稅收和收費政策。對經認定為非營利組織的社會辦醫療機構，提供的醫療服務等符合條件的收入，免征企業所得稅。在各類接受政府管理的收費項目方面，對社會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執行與公立醫療機構相同的收費政策和標準。

　　為豐富社會辦醫籌資渠道，優化融資政策，《措施》允許社會力量通過特許經營、公建民營、民辦公助等模式舉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鼓勵地方通過設立健康產業投資基金等方式，為社會辦醫療機構提供建設資金和貼息補助，鼓勵金融機構根據醫療機構特點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擴大業務規模。

　　此外，在醫保支付方面，兩類醫療機構將實現“平權”。完善社會辦醫醫保報銷政策。不得將醫療機構所有制性質作為醫保定點的前置性條件，不得以非醫療服務能力方面的因素為由，拒絕將社會辦醫療機構納入醫保定點。

　　財政部財科所研究員楊良初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措施》最大的亮點就是放寬準入。“文件對于社會辦醫的準入要求比較松，‘非禁即入’原則實際上是為社會辦醫開了一個比較大的口子。這對于擴大醫療衛生服務的供給，為群眾提供更完備的醫療衛生服務是好事。”楊良初說，此外，對于真正能對當地發揮作用的醫療機構，應該加大稅收優惠力度：“文件提到的營業稅、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所得稅等方面的稅收優惠政策十分全面，力度還是很大的，應該落實到位。這無疑有利于社會資本進入醫療領域。”

　　事實上，為鼓勵社會辦醫發展，近年來已有一系列文件陸續出臺，此次《措施》的公布是相關政策的創新和細化。早在2014年1月，國家衛計委等有關部門就發布了《關于加快發展社會辦醫的若干意見》；2015年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又通過了兩個醫改文件，鼓勵社會辦醫、放寬中外合資合作條件。

　　在此背景下，近年來社會辦醫規模快速增長，服務水平逐步提升。不過，從整體上看，目前社會辦醫的規模、數量和速度與國家“十二五”醫改規劃提出的“到2015年床位數、服務量均占總量的20%”的目標，尚有較大差距。

　　“由于目前社會辦醫還處在緩沖期內，要想短期看到其爆發式的變革成果并不現實。相關資本雖然加強了對醫療領域的攻勢，但改變的也只是當前公立醫院無法提供的便捷性，結構性的壟斷和商業模式依舊未能得到有效變革。”一位民營醫療機構負責人表示,　目前，我國尚未形成多元化的有活力、有競爭的醫療市場。公立醫院仍然占據90%的市場份額。　　此外，快速發展的同時行業也積累了一些問題。有業內人士認為，社會辦醫發展空間小、準入門檻高、人才瓶頸突出、社會氛圍不理想等困難仍然存在。此外，監管機制仍不夠健全，對于虛假診斷、小病大治、收費高企等問題，“監管上有些滯后，跟不上社會辦醫擴展的步伐”。

　　“北京民營醫院的數量已經占到60%，主要集中在高端、體檢、口腔、美容等市場，部分民營醫院存在坑蒙拐騙現象，不解決老百姓看病問題。”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李玲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現在看病難、看病貴的原因主要是醫生資源不夠，“老百姓都愿意去公立醫院，因為公立醫院雖然有很多問題但還守著底線。”　　有專家建議，不僅要降低社會辦醫的門檻，給社會辦醫以“國民待遇”，也要同步強化監管，將社會辦醫與公辦醫療放置在同樣的監管平臺之上，一視同仁。

　　國家衛計委副主任孫志剛此前曾表示，將加強對非公立醫療機構的監管，嚴厲打擊各類違法違規行為，建立“黑名單”制度，并發揮有關行業協會、社會組織的監管作用，把非公立醫療機構統一納入醫療糾紛預防、處置管理體系。

　　楊良初也認為，在放開的同時，也要加強監管，明確辦醫的資質條件。在審批問題上，一般醫療機構的審批權最終落腳應該是縣一級，大型、專業性強的醫療機構需要嚴格把關，上規模的專科醫院審批權可以在市級或省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