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英、德、法、意近日宣布有意成為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美國白宮發言人歐內斯特表態說，全球加強基礎設施投資的需求迫切，但建立新的國際組織需要借鑒建立世界銀行和其他區域性發展銀行的高標準，亞投行還需要加強內部治理。作為可以影響世行重大決策的國家，美國想讓亞投行向世行的一流標準看齊，為何自己不盡早加入并在組織內部發揮建設性領導力呢？
　　目前來看，對奧巴馬政府而言，做到這一點，有理念和操作層面的門檻尚難突破。
　　首先是理念障礙這個門檻作祟。
　　2011年之后，共和黨一直占據國會眾議院的主導權，近年來共和黨崛起背后有深刻的社會變革思潮影響。金融危機后的政府救助和幫助社會弱勢群體的眾多福利項目讓美國經濟和民眾較快地走出了危機，但也讓美國陷入了財政赤字的泥潭，和美國建國時的清教徒精神相悖。奧巴馬醫改項目實施的部分資金也來自對富人和既得產業利益集團征稅，埋下了共和黨激烈反對的種子。美國社會鐘擺總在極左和極右之間擺動，代表左傾思潮的奧巴馬也難以扭轉這個規律。在主張國內政策“小政府、低稅收”理念和國際事務“孤立主義”的“茶黨”思潮助推下，共和黨的影響力增大，共和黨今年又在國會參議院占據主導權，完全掌控國會，也即掌握了錢袋子和重大國際條約的批準權，標志著奧巴馬提前進入重大改革難以推行的“跛腳鴨”時期。奧巴馬政府是2010年提出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改革方案的締造者之一，卻錯過了當年掌握國會時批準這項方案的黃金時間窗口，美國還缺席數年前有助于緩解歐債危機的IMF增資方案，這都與國內的這種政治生態有關，畢竟錢袋子不在白宮手中。
　　可以想見，如果要讓目前共和黨掌控的國會給一個新國際組織批準注資，難度將會比批準IMF改革方案更大，奧巴馬政府或許想避免方案在國會遭到奚落的尷尬，避免民主黨在大選來臨之際以弱勢形象參選。美國國內政治機制的固性和它的全球領導力不匹配，美國是西方主要國家中國會和政府選舉頻率最高的國家，重大決策往往只能在府院一致時期方可推行，目前美國的國際領導力甚至被來自中西部農業州的一小部分共和黨議員所綁架。歷史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一戰后，美國民主黨總統威爾遜提議成立國聯，但是很多共和黨議員奉守孤立主義，共和黨占優勢的參議院不批準《凡爾賽條約》，美國最終未能加入國聯，威爾遜飲恨終生。
　　其次，美國負責國際組織事務的有財政部、國務院、白宮、國會參眾兩院的相關委員會，政出多門，任何一個環節卡殼，都會造成提議難產。
　　分權和制衡精妙是美國政治制度的特色，但也會造成一些重大決策低效，不排除美國決策鏈條上的某些關鍵決策者擔心美國一旦加入亞投行，相當于給亞投行完全背書，有助于亞投行提高信用評級，在未來融資時或許能夠以世行一樣的最高信用評級發債，從而降低亞投行的融資成本，增加項目運作的盈利能力，恐將沖擊到世行、亞行的地位，并使得國際經濟治理秩序去美國中心化。這是典型的零和博弈思維引致的決策操作偏鋒。
　　再想一想，其實放在美國面前的選擇很清楚，二十國集團已提出通過加強基建投資來提振全球經濟增長的目標，全球基礎設施巨大的投資需求遠非世行、亞行等現存多邊機構能夠應付，建立亞投行等機構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即便沒有美國的背書，亞投行也會開展運營，七國集團中已經有英、德、法、意這過半的國家加入，足以提升亞投行的國際化運作水平。和二戰后擁有全球三分之二黃金儲備的美國不同，目前在夯實國際組織方面，美國最強大的優勢不再是提供資金，而是其人才儲備、管理及項目運作經驗。美國如果選擇此時加入，能為亞投行錦上添花，可以參與章程談判，這是巧妙發揮美國的軟實力，而非只是站在陣地后方消極喊話。對全球經濟治理秩序進行改善，并非要將原來的制度推倒重建，在協調亞投行與世行、亞行等機構合作方面，美國能發揮其他國家無法替代的建設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