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一林代表：
　　“權”要放到位，但也要注意下面能接得住，管得好。我們呼吁放權要到位，并不是說簡政放權越快越好，還是要在把事情辦好的前提下放權。有些權力從省下放到市，從市到縣，但縣里因為沒有專業化的干部隊伍，拿著一堆的審批權不知如何用，反而影響了辦事效率和效果。
　　郭乃碩代表：
　　農民工被拖欠工資現象屢打不絕的首要原因就是轉包制度：一項工程項目層層轉包，最后才轉到包工頭，一旦出現資金鏈斷裂，包工頭拿不到工錢，更不要說農民工了。另外，許多施工企業只在年終或工程完工時集中結算，平常只給工人發一定數額的生活費。要治本，就必須按月足額發放工資，這樣即便拖欠也只是一個月的工資。
　　劉曉莊委員：
　　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附加收費項目，令人瞠目結舌。然而，絕大多數消費者對那些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種類各異的附加收費，既不知情，也不清楚它們最終流向何方、作何用途。有的“附加費”一旦列入紅頭文件，征收就會沒有休止。如《關于征收城市公用事業附加的幾項規定》至今已經超過50年，還在繼續執行。有的收費雖然到了期限，卻難以“斷奶”，變換花樣后再征收。
　　金碩仁代表：
　　從現代企業發展規律看，建立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非常有必要。目前三方協商的工資調整機制還在起步階段，三方中的勞動者話語權比較弱的狀況還是沒有得到好轉。一旦發生糾紛，最終利益受到損失最大的往往還是勞動者。三方協商的工資調整機制，必須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同時賦予工會在維護勞工者權益方面更多的武器，推動機制平衡發展。
　　鄧偉根代表：
　　扶貧資金的使用要精準，不能“一刀切”“一把抓”。即便是在貧困村，也有條件好一些的。建議由地方政府對所轄范圍的貧困人口進行摸底，不管城鎮的還是農村的，不管是大病致貧的還是喪失勞動力的，只要收入在某個水平以下，就進行統一登記，然后把分散的扶貧資金集中起來重點幫扶這部分貧困人口。
　　謝子龍代表：
　　必須用法律手段把伸向老百姓兜里的“那只手”管住、管好。要認真治理亂收費，從法律層面對行政事業性收費加以約束，也讓公眾通過法律和立法機關對行政事業性收費進行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