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證監會新聞發言人張曉軍表示，證監會擬對華夏、海富通等5家基金管理公司依法采取責令限期整改（三至六個月不等）且整改期間暫停受理公募基金產品注冊的行政監管措施，同時對相關責任高管人員依法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監管措施；對中郵等6家基金管理公司依法采取責令改正的行政監管措施。這是中國公募基金歷史上證監會首度對涉及“老鼠倉”的基金公司批量做出處罰。

    據悉，證監會于2014年12月組織開展了針對基金行業從業人員利用未公開信息違規交易行為的專項整治活動。有關派出機構對15家涉案基金管理公司進行了專項現場檢查，同時要求轄區未涉案基金管理公司進行自查自糾。張曉軍表示，通過此次全行業范圍的專項檢查與自查工作，暴露出行業部分基金管理公司及責任人員在防范從業人員違規買賣股票行為的內控管理方面存在一些問題，個別公司在未公開信息管理、投研人員權限管理、信息系統與通訊設備管理以及基金經理選聘管理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內控缺失與管理失責，為違法行為的滋生蔓延提供了空間。

    張曉軍指出，為了防范行業風險，證監會加大了日常檢查力度，對檢查中發生的問題采取了行政監管措施，隨著證監會落實“聚焦監管轉型，提高監管效能”，今后，這類檢查和措施將會成為新常態。

    內幕交易即“老鼠倉”一直以來被視作是阻礙公募基金發展的“毒瘤”，證監會也三令五申，表明絕不姑息的態度。2014年3月，證監會對蔣征、陳紹勝、牟永寧、程崠和黃春雨等5名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任或時任基金經理涉嫌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股票案立案調查，調查發現上述5人相關行為涉嫌構成犯罪。目前，該案件已由公安部門進一步偵辦。

    盡管監管部門保持高壓態勢，但種種跡象顯示，近年來，內幕交易等案件涉及人員范圍和數量仍然在快速增加，并且呈現出涉案人員鏈條化、擴散化等特點。數據顯示，2012年、2013年因內幕交易被證監會行政處罰的人數分別為31人和66人，相比2011年增長63%和247%，涉案人員不僅包括上市公司董事、監事、高管，還包括中介機構人員等。同時，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股票案件涉及的機構由基金公司擴展至保險資產管理機構。2013年證監會向公安機關移送內幕交易案件21件、移送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股票案件4件，相比之下，僅2014年上半年，證監會就向公安機關移送內幕交易和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股票案件29件。

    2015年1月27日，原農銀匯理基金經理郝兵“涉嫌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案在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開庭，這也是進入2015年以來，國內資管行業“老鼠倉”案庭審的第一場。庭審中，公訴人指控，2009年6月至2010年9月，郝兵在擔任農銀匯理平衡雙利基金和農銀匯理中小盤基金的基金經理期間，利用職務便利，獲取上述兩只基金的股票交易情況等未公開信息，利用他人股票賬戶先于或同期于兩只基金買賣30多只股票，累計買入交易金額逾3.13億元，獲利762萬余元。

    浙江裕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厲健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近年“老鼠倉”愈演愈烈，嚴重擾亂證券市場健康發展，主要原因包括：《刑法》第180條“利用非公開信息交易罪”懲戒力度偏弱，最高10年的量刑幅度缺乏威懾力，此外，由于法條規定本身有瑕疵，加上最高院沒有出臺相關司法解釋加以明確，導致司法實踐中對“情節嚴重”和“情節特別嚴重”難以認定，一般都判處5年以下甚至緩刑，犯罪成本極低；“老鼠倉”民事賠償制度至今沒有建立，導致違法者在獲取巨額收益后，萬一被查處，也無需賠得傾家蕩產，導致近年“老鼠倉”愈演愈烈，應盡快建立相關民事賠償制度；舉報獎勵和舉報者保制度尚未建立，這是“老鼠倉”被查處概率極低的重要原因之一，違法者對此心存僥幸、頻頻伸手。

    來自基金業協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底，證券公司資產管理業務規模7.95萬億元，基金管理公司專戶業務規模2.15萬億元，基金子公司專戶業務規模3.74萬億元。就在1月30日當天，基金業協會宣布對14家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采取自律管理措施。

    上述自律監管措施包括：擬對涉嫌存在違法違規問題的7家公司暫停受理備案三個月，其中：東海證券、興業全球、興全睿眾、首譽光控等4家公司的相關資管產品涉嫌違法違規被移送證監會進行調查；上銀基金、瑞元資本等2家公司在鄭州會議后設立杠桿超過十倍的資管產品；九泰基金在資管產品備案成立前開展投資運作。對存在運作不規范問題的2家公司予以書面警示，責令整改。其中：齊魯證券部分資管產品存在對合作對象盡職調查不充分、對客戶信息披露不及時等情況；華創證券相關資管產品延遲備案三個月并不按要求向協會說明情況。對存在潛在風險的5家公司談話提醒，責令自查。其中：長江財富在鄭州會議前設立“嵌套型”資管產品放大杠桿倍數；財通基金、東海基金、銀華基金、招商財富等4家公司多只參與定增業務的分級資管產品劣后級份額持有人為單一投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