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是一個具有歷史穿透力的戰略概念。
　　新常態之前，全球曾經歷過一個被國際經濟學界稱作“大穩定”的舊常態階段。這是人們難以忘懷的一段少有的繁榮時期。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至本世紀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的長達20余年間，雖然也曾多次爆發過強度不等的金融危機（上世紀80年代在拉美，1997年在亞洲，1998年在俄羅斯，2001年在美國），同時也在美國發生過上世紀90年代末的房地產市場下瀉和新世紀初曙的IT泡沫破裂，但總體上看，那段時期，全球經濟發展經歷了少有的“好時光”。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低通貨膨脹率與低失業率并存，同時，經濟周期波動的特征明顯弱化，是大穩定時期全球經濟發展的基本態勢。“大穩定”是全球范圍內科技進步、體制機制變革和全球化深入發展的綜合產物。
　　2007年是“大穩定”轉為大危機的關節點。從“大穩定”轉換為大危機，進而進入以長期結構調整為主要內容的新常態，其實只是被“大穩定”繁榮掩蓋下的各種矛盾產生、累積、深化、蔓延和爆發的過程。隨著以大穩定為主要特征的舊常態的結束，全球經濟進入一個深度調整與再平衡的“新常態”。世界和中國，概莫能外。
　　新常態帶來了新挑戰，它不僅暴露出國民經濟中長期被掩蓋的深層次矛盾，而且引發出一系列新的矛盾。概言之，這些矛盾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
　　一是經濟發展陷入“投資/增長/過剩”悖論。我們的增長高度依賴投資，而投資恰又正是造成產能過剩的淵藪。新常態下經濟平穩增長的關鍵，是要以改革的精神來完善投資機制，處理好投什么、如何投和誰來投的問題。
　　二是杠桿率飆升。杠桿率上升是具有全局性、系統性影響的金融風險。中國地方債務存在償付能力短絀和流動性不足兩大難題。應對債務問題，短期目標主要是防止債務形勢惡化，長期目標則是建立合理、可持續的地方政府融資機制。
　　三是城鎮化轉型。在新常態下推進城鎮化，必須改變立足于“城里人”來規劃城鎮化的偏頗，必須扭轉“開發區化”的傾向，必須克服“失去市場”的弊端，必須確立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基本立場，必須高度重視產業積聚、人力資本積累、知識外溢等對長期可持續發展更為重要的供給面因素的耦合，必須以城鄉一體化為最終目標。
　　四是房地產市場形勢逆轉。此次房地產市場下滑的觸發因素不是來自政策面，而是來自城鎮住房市場內在供求格局的深刻變化。短期對策，應致力于清理多如牛毛的房地產規制，擇其不當者和自相矛盾者而棄之，還市場以本來面目；長期對策則應加快進行房地產市場的“頂層設計”，特別解決好居民“居者有其屋”戰略中的租售比問題、住房與土地關系問題、房地產市場與城鎮化關系問題、房地產市場開發主體問題、政府在房地產市場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房地產金融體系問題、支持和規范房地產市場發展的財稅政策問題等等。
　　五是金融亂象叢生。我國貨幣量增而利率價升的情況同時出現，實屬亂象。治理金融亂象必須進行體制機制改革，主要目標有三：一是改革現行外匯儲備管理制度，以求徹底擺脫外匯儲備綁架我國貨幣政策的困局；二是改革多部門分業監管模式，根除監管套利的基礎并盡可能覆蓋層出不窮的綜合性金融業務；三是擯棄繁復且多已過時的“政策約束”，還市場以本來面目。
　　新常態孕育著革命性轉變，在全球范圍內，新常態意味著供應鏈的重組、經濟結構的調整、治理體系的重塑和大國關系的再造；在國內，新常態則意味著中國經濟“浴火重生”。走過這個階段，中國經濟將從根本上擺脫投資驅動和出口驅動的增長方式，走上追求質量、效益和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放眼全球，我們已進入一個“改革競爭期”，那些對改革的緊迫性、艱巨性及其多樣化內容認識得最深刻、策略最完備、決心最大、效果最明顯的國家，將會在未來的全球競爭中搶占先機。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通過的全面深化改革以及依法治國的決定，正是這樣一個率領中國人民進行新一輪改革、實現中國夢的成熟綱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