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略內涵看，“一帶一路”合作是多層次的，它始于交通物流，興于商貿流通，強于互融共贏，將有助于推動區域內形成寬領域、深層次、高水平、全方位的合作格局，也可以視為中國的全球戰略創新。

　　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別于以往，它不僅為明年宏觀政策定調，更著眼于未來新時期中國總體政策和戰略框架的謀劃，特別是以“新常態”和“一帶一路”為總領，正在形成指引未來中國結構轉型和布局全球的新思路，發揮著戰略統籌作用。
　　基于世界發展大勢和中國對外開放戰略，去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一方面，全球化深入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快推進，全球增長和貿易、投資格局正在醞釀深刻調整，亞歐國家都處于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希望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進一步激發區域發展活力與合作潛力。
　　另一方面，“新常態”之下，中國已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和第三大對外投資國，戰略資源更多、戰略空間更廣、戰略影響更大，需要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促進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充分發揮“一帶一路”各國比較優勢，建設利益共享的全球價值鏈，優化全球資源配置，形成互利共贏的全球和區域經濟布局。
　　從戰略內涵看，“一帶一路”合作是多層次的，它始于交通物流，興于商貿流通，強于互融共贏，將有助于推動區域內形成寬領域、深層次、高水平、全方位的合作格局，也可以視為中國的全球戰略創新。
　　“一帶一路”基礎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通路是前提，公路、港口、空中、鐵路、邊境跨界等人流、物流、服務流動、資本流動等等都離不開配套的基礎設施。一般而言，基礎設施存量增長1%，GDP就會增長1%。雖然近年來亞太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大幅增長，但是目前基礎設施發展依然滯后于其經濟增長，且無論在質還是量上均低于國際標準，尤其是每年8000多億美元的融資缺口已經對亞洲經濟發展造成了相當嚴重的制約。
　　而另一方面，經過幾十年的高速發展，中國已經具備向海外，尤其是亞洲國家，投資建設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的實力。中國通過率先實現亞洲互聯互通為亞洲鄰國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幫助沿線國家開展本國和區域間交通、電力、通信等基礎設施規劃，提出一批能照顧雙邊、多邊利益的項目清單，可以形成亞洲，乃至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一帶一路”重點是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從發展趨勢看，“一帶一路”貿易投資先行。在過去十多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貨物貿易年均增長19%，高出同期中國對外貿易平均增速4個百分點。尤其是2010年至2013年期間，區域內對外貿易、外資凈流入年均增長速度分別達到13.9%和6.2%，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4.6個百分點和3.4個百分點。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有非常長的陸地和海上邊境線，在沿邊地區建設跨境經濟合作區、邊境經濟合作區，具有巨大的可能性和現實可操作性。
　　中國正在推進的以國內外港口為支點建設，相互擴大市場開放，深化海關、質檢、電子商務、過境運輸等全方位合作，提高沿線國家貿易便利化水平，推動各種規格的自貿協定，將有助于形成高度開放型的區域自貿區網絡，進而全面提升中國國際貿易的主導權、定價權和資源配置權。
　　“一帶一路”核心是構建“新雁陣模式”。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一大優勢是，沿線國家要素稟賦各異，發展水平不一，比較優勢差異明顯，互補性很強。在經濟發展階段上是階進的。特別是隨著日本經濟的持續衰退和中國產業結構升級，過去以日本為雁首的東亞產業分工和產業轉移模式正在逐漸被打破，提升中國參與國際分工水平有非常大的空間。
　　根據勞動力成本和各國的自然資源稟賦相對比較優勢，未來5年，中國勞動力密集型行業和資本密集型行業有望依次轉移到“一帶一路”周邊及沿線國家，帶動沿線國家產業升級和工業化水平提升，構筑以中國為雁首的新雁陣模式，建立和健全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促進泛亞和亞歐區域經濟一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