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貿易格局正在發生顛覆性的變化，以美國為主導的發達國家開始發力重構全球貿易的戰略新規則，APEC當前面臨的最大挑戰主要是來自于全球貿易的規則之爭。
　　從國際貿易規則形成和演進的歷史經驗看，國際貿易規則的構建主要由大國發起，先形成小范圍的核心國集團，再向多邊協定擴展。在新的全球經濟格局下，近年來，在美國大力推動和主導下，通過貨物貿易、投資、服務貿易規則的融合，涉及國內政策、要求更高市場開放度和更高標準的國際貿易規則框架開始形成，無論是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還是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或是PSA（多邊服務業協定），都是在美國主導下的構筑全球貿易新體制，重奪規則主導權的重要一環。
　　TPP是被稱之為　“立足于下一代”的貿易新體制，TPP強調達成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務在內的綜合性自由貿易協議，其中沒有“例外”保護，這對傳統APEC貿易規則產生重大沖擊。比如，要求進一步開放服務市場；加強在公共采購、政策制定領域的合作；在競爭、貿易便利化、勞工、環境和知識產權等領域制定最新規則等等。
　　高標準的貿易規制主要是適應21世紀的貿易新模式。當前，隨著全球產業分工的深化，通過全球價值鏈已經形成了貨物貿易、投資、服務貿易更為緊密的聯系，中間產品貿易規模越來越大，制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產業化趨勢越來越突出，必然要求貿易標準與貿易規則要與之相適應，而TPP、PSA框架之下的原產地規則、管制協調，以及包括金融、快遞、傳播、電信、電子商務、運輸、物聯網、移動通信網絡、互聯網在內的服務貿易框架體系使得全球傳統貿易規則、WTO多邊機制受到沖擊。
　　事實上，全球貿易區域合作和多邊合作中的“規則之爭”已經超越了“市場之爭”，成為下一輪全球化博弈的新角力點。在全球貿易模式和規制演變的背景下，APEC自然受到非常大的挑戰，要想不被邊緣化，必須不斷轉型、調整、創新，在制定貿易新規制方面有所作為，這是APEC得以持續發展的根本。APEC未來走向必須把推進“結構性改革”、“制度性創新”，以及“發展面向未來高標準的區域貿易”作為重中之重。
　　事實上，APEC成立25年來，一直把貿易投資自由化和商業便利化作為優先議程。然而，僅有這些目標和措施是遠遠不夠的，除了在降低貿易投資的關稅、非關稅障礙的努力之外，還需要推動大力度的本國和區域內結構性改革和制度性創新。
　　可喜的是，APEC正在邁出構建更高水平、更高標準亞太自貿區框架的重要一步。目前，APEC貿易部長會議已經批準了《促進亞太地區全球價值鏈發展戰略藍圖》和《全球價值鏈中的APEC貿易增加值核算戰略框架》；通過了《建立APEC供應鏈聯盟倡議》，同意推動建設亞太綠色供應鏈網絡，這些協議的達成不僅體現了以亞太價值鏈貿易為特點的貿易新模式，更有別于　“標準苛刻”的TPP，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和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