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長階段轉換必然涉及落后產能、低效企業的退出和新興產業、高效企業的興起，但究竟什么產能屬于落后產能，哪家企業是低效企業，什么技術、產業和企業更有發展前景，都只能通過市場競爭來檢驗。政府直接干預，不論是通過認定什么產能是落后產能而強制淘汰，還是直接認定什么產業是新興產業而大力扶持，都會扭曲市場信號，降低市場效率，甚至會出現南轅北轍的效果。
●產業轉型升級過程必然涉及部分職工的下崗分流和安置問題，“社會政策兜底”是轉型升級過程順利推進的基本保障。
2008年以來，伴隨中國增速回落，國內外學術界及政策研究領域對現階段及未來一個時期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產生了嚴重分歧，樂觀派認為，中國可能在未來20年仍保持5%-6%相對較高的增速，悲觀派認為，中國未來10年左右會逐步回歸在3%-4%左右的中低增長速度。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在前不久召開的“國研智庫論壇2014”年會上發布了其研究成果。課題組認為，經過30余年高速增長，我國經濟的基本面和增長潛力正在發生變化，再恢復到以前接近兩位數高增長的條件已不再具備；同時，雖然我國經濟基本面發生變化，但是我國的潛在增速不會滑落至低速水平，他們預測，在今后大約10-15年，我國經濟仍然具有實現6%-8%的中高速增長的潛力。
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巨大
課題組負責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軍擴表示，經過改革開放以來30余年的高增長，支撐我國經濟以數量擴張為主的、粗放增長模式的條件已經發生變化，我國經濟正在告別數量擴張型高增長階段，進入質量提升型中高增長階段，經濟不再具有過去那樣接近兩位數的高增長潛力。
張軍擴同時認為，現階段我們面臨的增速回落，是高速增長之后后發優勢相對弱化、相對減小背景下經濟增長發生階段性變化的減速。“盡管經過多年的追趕型高速增長，我國的發展水平大幅提高，與前沿國家的差距顯著縮小，但差距仍然明顯存在，比較優勢并沒有消失，變化的只是比較優勢的性質和程度。”
張軍擴進一步指出，從總體發展水平來講，目前我國人均GDP只有美國的八分之一左右。從技術水平來講，我國創新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大約落后30年，但與相同增長階段發展中國家或發達國家同等發展水平的歷史階段相比，我們基本相當，部分領域還有超越。從要素成本來看，我國的勞動力成本雖然大大提高，但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依然很大，競爭優勢顯著。“比如，據測算，如果按照現價美元計算，2013年，中國制造業平均工資僅相當于美國的14%，而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也僅相當于美國的20%-30%。”
從需求方面來看，雖然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需求空間有所縮小，但與前沿發達國家相比，需求空間仍然要大得多。因此，我國后發優勢并沒有終結。
“我們認為，與其他后發國家相比，我國具有一些獨特的優勢。比如，我國是大國，國內市場規模潛力巨大，區域發展不平衡，有利于需求的漸次釋放；其次，在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接近枯竭之時，每年畢業600萬—700萬大學生，呈現出高素質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此外，我國制造業優勢明顯，有利于實現科技成果的產業化轉換；最后，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有待完善，如果改革能夠取得進展，就可能釋放出較大的改革紅利；等等。基于這些獨特優勢，我們認為在今后大約10年—15年的時期里，我國具有爭取實現6%—8%的中高速增長的潛力。”張軍擴對中國的優勢一一做了比較。
增長階段轉換面臨多重挑戰和風險
認識到中國仍然具有中長期中高速增長潛力的同時，還必須充分地認識到，由后發優勢所決定的潛在增速只是就中長期增長的可能性而言，并不等于現實的增速，增長階段轉換面臨多重挑戰與風險。
張軍擴指出，第一個挑戰是能否通過改革，釋放由于體制缺陷而受到抑制的我國在要素供給方面依然具有的比較優勢或后發優勢。“比如，雖然我國勞動力成本遠低于美國，但由于政府管制過多、競爭不充分，致使我國在資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遠高于美國。如果計算綜合成本，中國反而高于美國。這是導致近年來不少美國企業回歸、甚至不少中國企業選擇到美國設立分廠的重要原因。”
第二個挑戰是能否適應形勢變化的需要，創新投融資體制，釋放巨大的國內需求潛力。現階段我國依然具有巨大的投資需求空間。如何通過財政、金融制度的創新，建立適應新形勢的可持續的投融資體制，從而充分釋放國內投資需求空間，是我們面臨的重大改革挑戰。
第三個挑戰是能否真正構建起有利于創新的體制和社會環境。增長階段轉變從根本上來講要靠創新，而適宜的創新環境要靠政府來營造。從客觀條件來講，我國人才資源豐富，科研教育基礎扎實，具有巨大的通過創新驅動發展的潛力。但長期以來，由于教育體制、人才體制、科研立項、經費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嚴重制約創新驅動發展潛力的發揮。這些問題不解決，新的動力難以形成，增長階段轉換也難以平穩實現。
國際經驗說明，追趕進程中由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階段的轉換期，不僅充滿各種挑戰，也充滿各種風險。
一是金融風險將會凸顯。高速增長階段，由于潛在需求旺盛、資產價格持續上漲，粗放增長模式下的一些矛盾和風險容易被掩蓋和吸收。而在進入增長階段轉換期，伴隨著增速下行和結構調整，原有的風險化解機制難以繼續生效，而市場主體的行為則很難及時做出調整，這時原來被掩蓋的矛盾和風險就會顯露出來。
二是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凸顯。當人們溫飽問題基本解決之后，就會對公平、正義提出更高的要求，相應的政治訴求也會不斷提升，而且過去長期存在但并不突出的收入差距問題、腐敗問題、環境問題、食品安全問題、社會信用缺失問題等，都有可能成為引發社會動亂的誘因，而一旦社會穩定局面不能得到有效維持，追趕進程就會中斷。
三是落入增長陷阱的風險。成功實現增長階段轉換期的關鍵，是實現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培育起新的競爭優勢和增長動力，從而保障經濟能夠在新的平臺上實現較長時期的中高速增長。加大轉方式力度需要深化改革，強化市場約束，促進優勝劣汰，長期來講無疑有利于保持增長活力，控制風險，但短期內會加大矛盾和風險，況且短期內還要面臨化解歷史積累的矛盾和風險的任務；而如果短期內把控風險和保持穩定放在首位，則勢必會在推改革、促轉型方面邁不開步子，時間一長，矛盾和風險會更大，甚至積重難返，最終陷入增長下滑和風險加劇的惡性循環，落入增長陷阱。
最后，潛在增速是就一定時期的平均增長潛力而言的，不能將其理解為在這個時期的每一年都能夠實現或都應當爭取這樣的增速。現實當中的增長會受到各種內外因素的影響而出現波動變化，這都是十分正常的。因此，經濟發展目標的設定和經濟調控政策的實施，應立足于實現中長期健康發展，在促進階段轉換和結構轉型的基礎上，爭取一個較長時期的高質量的中高速增長，而不是過于注重每年都能實現中高速增長。
要實現增長階段轉換唯有深化改革
張軍擴強調，應對各種風險挑戰、保障增長階段平穩轉換的關鍵，是要在保持經濟形勢基本穩定、風險總體可控的前提下，不失時機地推進各項改革，盡快構筑起有利于增長階段轉換和新增長模式形成的體制基礎，核心是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通過正確發揮政府的作用，為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創造條件。
正確發揮政府的作用，首先要求政府減少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
一是要減少政府對產業結構升級方向的直接干預。增長階段轉換必然涉及落后產能、低效企業的退出和新興產業、高效企業的興起，但究竟什么產能屬于落后產能，哪家企業是低效企業，什么技術、產業和企業更有發展前景，都只能通過市場競爭來檢驗。政府直接干預，不論是通過認定什么產能是落后產能而強制淘汰，還是直接認定什么產業是新興產業而大力扶持，都會扭曲市場信號，降低市場效率，甚至會出現南轅北轍的效果。
二是要減少對產業優化升級方式方法的直接干預。落后產能、低效企業以什么方式退出，是破產清算還是被兼并重組，以什么方式實現兼并重組，由誰兼并誰，重組誰，等等；也是十分復雜的市場選擇過程。由政府部門主導的結構調整，不論是采取直接的行政關閉，還是拉郎配式的兼并重組，都容易摻雜進諸多非經濟因素，不僅很難取得較好的重組效果，還會產生腐敗、社會穩定等遺留問題。
三要減少對市場優勝劣汰機制的干預。這方面突出的問題是地方保護主義。“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常常對本地企業在環境、質量、安全、稅收等方面的違法違規行為網開一面，而對其他非本地企業則執法較嚴，從而形成事實上的不公平競爭。再比如，一些地方政府通過大量的優惠政策或補貼吸引投資，或對面臨困境的本地企業實施救助，造成不公平競爭。”
張軍擴表示，在減少政府直接干預的同時，要把政府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為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創造有利環境上來。主要包括四個方面：
第一，通過改革激發市場活力和內生動力。一是要深化壟斷行業和國有經濟部門的改革，打破一些領域實際存在的行政壟斷和國有壟斷，在更多領域放開競爭，為民間資本開辟更加廣闊的投資空間。二是要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審批，為投資創業提供更大的便利性。三是要認真清理針對企業的收費、檢查等活動及事項，提高透明度和規范性，減少政府自由裁量權，為企業發展創造更加有利和寬松的環境。
第二，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一是要進一步研究改進政府資金支持科技研發的途徑和方式，切實提高資金使用效益。二是要進一步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形成切實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社會氛圍和法制環境。三是要從國家技術標準制定、產業扶持政策等方面，為各類企業、各種技術路線的產業化等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第三，更加嚴格執行環境、質量、安全等方面的社會性規制。通過環境、質量、安全等技術標準實施社會性規制，保護公眾利益。針對目前存在的問題，既需要相關部門根據形勢發展需要，及時修訂和完善相關技術標準和處罰規定，同時，也需要通過進一步完善對地方政府和干部的考核激勵機制，切實加大執法力度，形成轉型升級的倒逼機制。
第四，切實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防范和化解財政金融風險。產業轉型升級過程必然涉及部分職工的下崗分流和安置問題，“社會政策兜底”是轉型升級過程順利推進的基本保障。一是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為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因企業退出而下崗、失業的人員提供生活保障。二是要進一步完善職工培訓體系，為下崗職工的轉崗就業提供幫助。三是要進一步解決國有企業改革不徹底的問題，特別是進一步加大處理國有企業辦社會的包袱問題，為企業輕裝上陣、參與市場競爭和兼并重組創造條件。同時，要針對資產泡沫、產能過剩等問題，通過制定預案和建立機制，切實防范局部問題演變為系統性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