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銀行日前公布的貨幣及社會融資數據明顯回落。貨幣增速和社會融資規模的下降固然與基數效應、6月份沖高及季節性波動等因素有關，但也從客觀上反映了中國在二季度經濟企穩后，央行“總量穩定、結構優化”的“微刺激”取向并沒有改變，并印證了所謂中國版“量寬”或“質寬”觀點的錯誤。
　　2014年以來中國央行主要實施了兩次“定向降準”，同時應用多項創新金融工具，如抵押補充貸款(PSL)、公開市場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SLO)與常設借貸便利(SLF)等。這些較常規的貨幣政策被一些國內外經濟學家視為可與美日歐相“媲美”的所謂中國版量化寬松(Quantitative　Easing，QE)。日前花旗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又將此冠名為“質化寬松”(Qualitative　Easing)，并與美聯儲實施的非常規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相比較。
　　盡管近期中國與美歐日的貨幣政策“貌似”，但實際上中國此舉卻遠遠不能與美歐日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相提并論。
　　金融危機以來，美聯儲相繼實施四輪(亦說三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日本更是變本加厲，推行質化加量化的寬松貨幣政策，兩年內將基礎貨幣翻番；就連歐洲央行也不甘寂寞，推出所謂類寬松貨幣政策，不惜降息嘗試負利率，并實施“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T-LTRO)。
　　美歐日意圖在利率為零或接近于零的情況下，通過“扭曲操作”，打通短期利率向中長期利率的傳導梗阻，壓低短期利率，引導資金通過信貸等途徑流向實體經濟，以最終實現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等目標。而中國目前所實施的貨幣政策則是以穩健見長，并不是所謂的量化或質化，中國的宏觀調控還是以“微刺激”為主，最多也就是針對“三農”、“小微”等采取定向刺激力度稍大或者稍強而已，遠不能與美歐日的非常規貨幣政策相匹敵，因為中國存款準備金率還在雙位數，中國的利率也不低，中國央行仍有較大的政策調控空間，中國所實施的定向降準等貨幣政策的根本目標也還是著眼于金融服務并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
　　首先，這有助于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8月14日，國辦發布《關于多措并舉著力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的指導意見》，細化落實此前出臺的金融“國十條”，力促融資成本減低。日前央行增加針對“三農”和小微企業的定向再貼現額度120億元，給予棚戶區改造1萬億PSL再貸款等，加大對民生及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力度。上半年末，我國小微企業貸款14萬億元，同比增長15.7%，農戶貸款5萬億元，增長24.4%。
　　其次，這有力地支持了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當前中國經濟處于“三期疊加”，去產能、去杠桿、產業結構調整壓力大，單憑擴張總量難以解決結構性問題。定向降準、貼現等貨幣政策可以增強金融與產業政策協調配合，優化信貸結構，加大對戰略性新興產業、IT、綠色環保等資金支持力度，嚴控“兩高一剩”貸款。
　　最后，定向降準是短期的“微刺激”政策。定向降準等結構性政策也需要完善，如資金流向的真實性、準備金工具的有效性等。8月初央行報告稱，中長期看，經濟內生增長動力的增強、經濟結構的調整和轉型升級、信貸資源投向的優化，根本上還是要依靠體制機制改革，發揮好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中國貨幣政策主要還是總量政策，定向降準等政策只是輔助性的、短期性的，是服務于“微刺激”宏觀調控經濟的總體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