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5月，青海、云南、四川三省均執行或是制定了新的最低工資標準。加上之前已經調整的8個省，截至昨日，今年以來全國共有12個省市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

　　新一輪的最低工資標準調整進程已經進行到三分之一，后半年陸陸續續還會有更多的省份加入到調整的隊列中來。

　　本報記者也發現，2010年以來各省調整最低工資的頻率明顯加快，但從去年開始增幅出現了下降，今年各省延續了去年的態勢在調整最低工資增幅時都較為謹慎。

　　5月26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2013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白皮書稱，2013年，全國有27個省、市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提高幅度為17%。

　　《第一財經日報》經過梳理各省情況得知，2013年全國31個省級行政區中沒有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5個省份分別是：黑龍江、重慶、河北、青海和西藏。其中，重慶和青海已于2014年的1月和5月進行了調整。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GDP增速降到7.5%的前提下，各省提高最低工資應本著“慎重適度”的原則，最低工資的增幅不能過快，否則就會與經濟發展不相匹配。

　　長期關注農民工問題的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教授章錚認為，最低工資制度對于中國的重要性超過了西方，在現實中，最低工資標準與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和社保水平有直接關聯。

　　頻率加快增幅收窄

　　人社部和國家統計局從2011年開始公布最低工資調整的情況：2011年，全國25個省份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調增幅度為22%;2012年全國也有25個省份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調增幅度為20.2%。2013年全國有27個省(區、市)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提高幅度為17%。

　　截至記者發稿時，今年出臺調整最低工資的有12省市：重慶、陜西、山東、北京、天津、上海、甘肅、山西、青海、云南、四川以及深圳市。

　　全國最低工資整體的狀況是：上海最低工資標準每月1820元，為全國最高;貴州省最低工資標準為1030元，為全國最低。2014年2月1日起，深圳的最低工資標準調整為1808元，僅次于上海，位列全國第二。西部各省區市中，新疆的最低工資標準最高，達1520元，高于浙江江蘇等東部發達省份。

　　蘇海南表示，考慮到經濟增長和物價水平以及歷史上的欠賬，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曾經一度暫緩調整最低工資，最近幾年各省調整最低工資較為頻繁且幅度也比較大。

　　蘇海南說，按照《最低工資規定》，各省每兩年至少要調整一次。各省在調整最低工資時需綜合考慮包括經濟增長速度，物價上漲情況，社會平均工資提高以及就業狀況等多種因素，近年來有些省是年年調，有些省仍然堅持兩年調整一次。

　　從2014年已經調整的11省外加深圳市來看，北京、上海維持年年調整的頻率，調整的幅度與上一年持平。如北京市從每月1400元增加到1560元，增幅為11%;上海從1620元增加到1820元，增幅為12%，天津從1500元增加到1680元，增幅為12%。

　　重慶的最低工資是兩年一調，最高一檔在今年1月1日從原來的1050元調整為1250元，增幅為19%，青海省同樣也是兩年一調，增幅為18%，兩省的年均增幅不到10%。

　　年增幅下降最明顯的為甘肅省，最高一檔從去年的22%降為今年的12%。山東省的最低工資最高一檔從去年的1380元提高到1500元，增幅為8.6%，低于去年同期的11%。

　　其他一些省份最低工資的增幅與往年相比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天津和山西省從14%下降為12%，云南省從14%降為13%，陜西省從15%降為11%。

　　在這11省一市中，四川省略有提高，從去年的14%上升為今年的16%。深圳提高幅度較大，從去年增幅的6%提升為13%，帶有“補漲”的性質。

　　據本報記者初步測算，這11省一市的平均增幅為14%，低于去年的17%，更低于前兩年20%左右的水平。

　　蘇海南認為，最近兩年最低工資的增幅與前兩年相比稍微有所降低，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因為最低工資增長必須建立在經濟效益提高的基礎上，GDP增速由原來的兩位數降到了7.5%，最低工資的增幅相應也需下調，否則就會導致與經濟發展不相匹配。

　　“最低工資是一把雙刃劍，調慢了無法保證低工薪勞動者及其贍養人口的基本生活水平，調快了可能使一些企業承受不了導致某些勞動者失業。在當前我國經濟增速下降背景下，應該本著慎重適度的原則來安排上調的幅度。”他告訴記者。

　　最低工資該有多高?

　　對于中等收入及中等收入以上的國家，國際上認為比較合適的比例是最低工資標準占到社會平均工資的40%~60%。近年來社會上關于最低工資的爭議之一是最低工資是否占比過低。

　　以北京為例，北京目前的月社會平均工資為5223元，北京的最低工資標準為1560元，最低工資占比為29%。

　　蘇海南認為，許多地方所做的比較不夠準確，因為多數地方的社會平均工資是指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其中基本以非私營單位職工為對象。它高于包括私營部門特別是雇工的個體工商戶所雇傭勞動者在內的城鎮全體從業人員的平均工資。

　　“北京市發布的是非私營和私營部門人員平均工資，但估計也沒有把雇工的個體工商戶所雇勞動者工資全部算在內，所以按此計算的最低工資占比可能比按全部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相比顯得偏低。”蘇海南說。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到2015年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要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40%以上。

　　這里所說的從業人員平均工資，是指把城鎮非私營單位職工平均工資、私營企業員工平均工資以及雇工的個體工商戶雇傭勞動者平均工資等綜合計算的平均工資。

　　根據蘇海南的測算，如果把私營部門特別是雇工的個體工商戶算進去，現在大多數省市最低工資占到當地從業人員工資的30%左右，少數省在35%左右。如果按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到2015年是有希望基本達到40%的。

　　章錚認為，農民工是最低工資制度最大的受益群體，最低工資的上調將直接影響到農民工的收入水平和社保水平，在很多制造業工廠，老板是按照最低工資來為員工繳納社保。

　　“雖然這并不一定合法，在現實中很多企業就是這么做的，上調最低工資也能提高農民工養老金水平。”章錚對記者說。

　　本報記者在深圳調查時也發現，很多制造業企業的工人底薪就是深圳市的最低工資，深圳今年2月1日提高最低工資之后，一些私企老板已經把工人的底薪提高。同時按照上調的最低工資標準，加班費也會增加，小微企業的人工成本也會有一定程度的上升。

　　蘇海南說，雖然近年來由于勞動力市場供需結構的變化，農民工工資出現了明顯的上漲，但最低工資的作用依然是非常明顯的，正是因為有最低工資托底，工人工資的中位數才能向上提升，同時在微觀上也能保護企業內部的最低收入者。

　　“各省上調最低工資的水平絕對數并不重要，關鍵是能夠讓低收入工薪勞動者及其贍養人的基本生活切實得到保障，并能夠隨經濟效益提高相應得到提高。”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