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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近來密集通報了一批基層單位“三公”經費違規案件，這一方面表明政府對“三公”經費的嚴控，另一方面也說明，基層單位在“三公”經費方面的治理還有待加強。業界人士建議，應積極推進基層單位的“三公”經費公開，加強有效監督。

　　各地密集通報“三公”違規案件

　　近來，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密集通報了一批基層單位公款吃喝、違規配備使用公車、公款旅游、辦公用房超標等“三公”經費違規案件。
　　4月22日，寧夏回族自治區紀委通報稱，銀川市金鳳區豐登鎮新豐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段金海和黨支部副書記徐玉強，違規套取集體資金，組織公款旅游，銀川市金鳳區紀委分別給予段金海、徐玉強黨內警告處分。
　　4月15日，湖南省紀委也對益陽市紀委、市監察局近期查處并通報的幾起違規案件進行了公布。其中，2012年底，益陽市高新區朝陽街道辦事處梓山資管委決定，由村干部溫國祥、陳衛東帶隊，組織36名黨員組長、村民代表集體去云南旅游，以虛假名義從村集體資金中違規套取部分旅游費用。高新區紀工委給予溫國祥黨內警告處分，給予陳衛東等3人誡勉談話。
　　同一天，廣西梧州市紀委公開通報稱，梧州市商務局去年兩次組織人員考察周邊城市特色商業市場建設時，超出考察范圍進入當地收費旅游景點游覽，門票費用由公款報銷，市商務局局長和2名副局長分別受到行政警告和黨內警告處分。
　　在此之前，黑龍江省紀委也對幾起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的典型問題進行了通報。其中，2012年投入使用的遜克縣檢察院辦公用房和業務用房，存在工程造價超預算、辦公用房超面積等問題，黑河市紀委給予遜克縣檢察院檢察長袁紅軍黨內警告處分；哈爾濱市呼蘭區商務糧食局黨委書記、局長常寶生等人，于2013年9月7日乘坐公車以考察為名到賓縣香爐山公款游玩，期間共花費4186元，由賓縣糧食局支付。哈爾濱市給予常寶生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并建議呼蘭區委免去其職務，對相關人員也給予了黨內嚴重警告等處分，違紀款由常寶生等9人共同承擔；黑龍江省農墾總局遜克農場學校3年間共違規核銷招待費36.4萬元。遜克農場紀委、監察科給予遜克農場學校校長劉永存行政降級處分，給予黨支部書記宋元貴黨內警告處分。

　　“三公”不透明缺乏監督是主因

　　業界人士認為，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密集通報一批基層政府“三公”經費違規案件，一方面表明政府對“三公”經費的嚴控，另一方面也說明，基層單位在“三公”經費方面的治理還有待加強。基層單位之所以密集出現“三公”經費違規案件，其主要原因在于“三公”經費的使用不透明，缺乏有效監督，而一些基層單位的領導干部也對治理公務活動中奢侈浪費行為缺乏心理準備，有的不太“適應”僥幸行事，有的不夠重視，“上熱下冷”。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國際招投標與政府采購研究中心副主任屠新泉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出現這種現象的最重要原因是缺乏監督。“在基層，尤其是鄉鎮一級，媒體關注較少，老百姓監督意識不強。而在政府內部，平級監督作用不到，上級對下級的監督很難延伸。同時，地方越小，越是人情社會，監督難度就越大。”
　　國家信息中心助理研究員呂漢陽對此表示認同，他說，這主要還是信息公開和透明度的問題。在中央和省市一級，互聯網覆蓋面廣，信息公開程度高，而越到基層則越難公開，網絡和信息化建設落后，沒有公開的渠道讓老百姓反映問題。目前在大城市智能手機很普遍，獲取的信息能隨時傳到網上，接受全社會的檢驗，每個人都成為天然的監督員。而在基層，受技術環境限制，這些還不能實現。
　　政府采購專家谷遼海律師也表示，基層單位屬于監督薄弱環節，大家都關注得比較少。同時，像鄉鎮一級的基層單位預算也不夠規范，而且信息透明度低，預算和財政支出都披露得比較少，造成了監管上的空白，因此成為問題多發地。
　　中山大學財稅系系主任林江教授則認為，行政單位有一個普遍現象，那就是越往基層部門走，財務紀律和財務制度的執行情況就越差，相應的財務賬務也就越亂，所以“三公”經費的財務信息，整理起來就越麻煩。正因為如此，一些基層單位就千方百計把“三公”散在其他科目里，把水搞渾，好“渾水摸魚”，把不合理的“三公”消費繼續下去。

　　應推進基層單位“三公”公開

　　盡管“曬賬本”風行一時，但公眾很容易發現，在這個潮流之中少有諸如鄉鎮、學校等基層單位的身影。正是因為缺乏透明公開，一些基層單位出現了各種敷衍、規避、消解、抵制甚至違反嚴控“三公”經費的行為。
　　針對此，業界人士表示，應積極推進基層單位的“三公”經費公開，加強有效監督。
　　屠新泉建議，要做到有效監督，需要全社會的力量，建立老百姓能直接反映問題的渠道，比如各級紀委公開網絡和電話舉報途徑，建立自上而下的統一的反映渠道。建立嚴格的預算制度并嚴格按預算執行。
　　呂漢陽則從技術角度出發，認為目前正在建設的村村通網絡工程，能夠加快解決這些問題。總的來說，加快信息化建設，提高服務水平，提高信息公開程度，才能應對基層單位剎不住的“公款吃喝風”、“公款旅游風”。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表示，一般來說，透明公開是防止這類問題的“黃金”對策，尤其是在找不到其他更好辦法的情況下，透明公開都可以作為防止腐敗的“兜底”對策或“殺手锏”。
　　而在中國經濟網評論員張捷看來，推進基層單位“三公”經費全面公開的正面意義不言而喻，它不僅是財政公開步伐向縱深推進的一個標志，而且摸清家底對未來財稅體制的改革、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財權都有很大裨益，于基層政府來說也屬利好。
　　張捷說：“我們整個政府管理結構是一個‘金字塔’，中央這一級單位的開銷相對較少，但下面的省市縣開銷非常巨大，而且是逐級放大。比如，對于接待費用，真正需要中央單位自己掏錢的情況很少，實際上中央需要省接待，省需要市接待，市又需要縣鄉接待，治理‘三公’經費其實更要盯住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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