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開發銀行行長中尾武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建議中國更多調動私營部門資源，他認為采用公私合作的形式可以降低服務的成本，提供更高效的服務。同時他還表示，地方債務的核心問題在于中央和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的劃分。

　　城鎮化的資金從哪里來

　　在中尾武彥看來，中國在公共領域仍然需要大量投資。“中國的城鎮化需要建設新的住房、新的基礎設施等。”巨大的資金需求從何而來，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首先，“中國的經濟能以7.5%左右的速度增長，增速仍然很顯著。只要經濟增長持續穩定，中國就能夠提供充足的資金來源。”中尾武彥告訴記者，亞洲開發銀行仍然預期未來幾年中國會有7.5%左右的經濟增速。目前，中國對于外需的依賴在逐漸減少，而越來越依賴于國內的需求。“在消費方面，中國消費者對汽車之類的消費品的需求非常強烈，我認為這能拉動中國經濟繼續增長。”
　　同時，中國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能從包括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等機構獲得貸款資金。“我們在水資源管理、環境保護、氣候改變、可再生能源以及如何改善地方融資等很多領域和很多問題上都對中國給予支持。”
　　同時，中尾武彥認為，在城鎮化的過程中，調動私營部門的資源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多利用私營資本，采用公私合作，這包括國外和國內的私營部門。”他說。

　　PPP高效　但不是萬靈藥

　　中尾武彥認為，除了城鎮化融資外，PPP(公私合作)事實上有更廣闊的空間。“采用公私合作的形式可以降低服務的成本，改進項目的籌備，這一模式可以幫助中國的地方政府從供應方轉變為購買方。”中尾武彥稱。
　　“當然了，PPP也可能會給地方政府帶來風險。在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當中，有許多公私合作失敗的案例。技術不規范、商業可行性不匹配、風險分配機制缺失、項目準備不充分等一系列因素都可能造成各種各樣的問題。”中尾武彥告訴記者。他表示，如果政府想推廣PPP，必須細致妥善地設計和實施，否則可能會帶來一些風險。
　　中尾武彥舉了高速公路管理的例子來闡釋可能的風險。“政府給私營部門特許權，讓其管理運營高速公路，從中獲得的利潤就流向了私營部門。但是，如果說PPP項目并不如預期般運轉良好，利潤變少甚至有所虧損，那么很多情況下政府必須為這些損失提供擔保，這就是一種風險。”
　　中尾武彥說，因此，PPP模式必須精心設計，它應被視作提高效率和提供公共服務的工具，而不應被當做把預算內資金轉移為預算外資金的工具。“我想強調的是公私合作項目并非是萬靈藥。”中尾武彥說：“關于PPP，我們在其他亞洲國家有很多經驗，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敗的教訓。我們可以和中國政府分享如何更好的利用PPP，這也是目前我們和中國財政部合作，提供智力支持的一種方式。”

　　合理劃分中央地方關系

　　談到中國地方政府性債務問題，中尾武彥認為，應該很好地監控地方政府性債務，然而，最重要的是合理分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權和支出責任。
　　中尾武彥表示，地方政府之所以有這么多債務，是因為他們要花的錢多于他們的收入。“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所有支出中，85%的支出是由地方政府負擔的，但是只有不到50%的財政收入劃歸地方政府。”中尾武彥稱：“也許中央應該在社會生產和教育等領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不僅僅是把這些責任分配給地方政府。同時，我認為地方應該有更多稅收來源，比如財產稅、自然資源稅等。”
　　正是出于這些考慮，中尾武彥認為，重要的不是債務本身，而是應該關注是什么因素導致了這一情況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