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4”于3月22日-24日在釣魚臺舉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今日在“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主題演講時表示，中國應該降低對出口拉動型經濟的依賴，尤其是對制造業，而更多的應該需要依賴于國內內需的擴張。
以下為嘉賓發言實錄：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非常高興能夠再次到這兒來，也非常感謝邀請我出席這次論壇，中國對于外界的開放，對中國在過去30年取得的成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種開放應該說是多層面的，包括對新思想的開放，對于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開放，對于外資的開放，正如剛才鐘部長所說，對于海外的投資也為中國帶來了新的技術，以及帶來了更多可以得到保障的進口供應。那么是什么使得中國的對外開放變得如此的特殊？而且表現的也比世界上其他國家要更好呢？首先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中國對于改革開放的順序和速度有著非常謹慎的安排，中國沒有過快或者完全進行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因為有很多事實證明那些國家過快的使自己的金融市場自由化以后就會面臨很多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正如2008年金融危機帶來的情況一樣，同時很多的中小企業也會受此影響，而且國內企業投資也會下降。因此，中國很好的管理了他參與全球化的進展，中國因此也比世界上很多國家更加成功地避免了很多非常不利的結果，包括限制工業化。中國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中國認為開放只是實現發展的一個工具或者渠道，而不是最終的目的。因此中國這種開放的戰略使得中國取得了發展上的成功。
在下一個階段，也就是中國未來改革當中該如何開放，這對中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在過去可行的經濟措施或者政策的未來未必一定可行，因為全球情況在發生變化，而且中國也因為取得成功未來未必情況和過去一樣，因此我想說中國應該降低對出口拉動型經濟的依賴，尤其是對制造業，而更多的應該需要依賴于國內內需的擴張，當然我們希望這種依賴于內需驅動的增長并不會像美國的內需驅動增長一樣，完全依靠所謂的消費，而應該取決于另外不同的經濟增長模式，而中國這種全面的深化改革的舉措，當中一個重要的領域就是要接受經濟發展的新的模式，這個模式可能部分是基于中國過去取得的成功經驗，當然也可以吸取其他國家過去的經驗教訓，在改革的其他領域我們可能會發現會遇到既得利益的阻礙或者抵抗，現在我們必須要明確的找到這樣一個正確的發展模式，尤其是現在。因為我們今天確定下來的游戲規則以及發展模式會對未來經濟增長產生長遠影響。
有兩個大家必須要關注的潛在風險，第一中國要盡可能的抵制短期的投資者給予中國的壓力，短期的投資者他們并不會太在乎長遠發展的結果，這就是一種危險。同時中國還應該盡可能的避免被所謂的監管或者歸管所捕獲，成為監管的俘虜，這種新的開放的模式就像過去的開放模式一樣，包括了很多層面的開放，包括思想的開放、投資的開放、管制的開放等等，在我看來，可能是學者的緣故，最重要的開放領域是對于思想的開放，也就是說與世界進行更多的互動，尤其是對于科技發展來說這點至關重要，中國一直以來是充滿創新的經濟，所以很自然會想到知識產權的問題，當我們想到對思想開放的時候一定會想到知識產權，之前的一些發言人也討論過知識產權的重要性，但事實上知識產權的制度很多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以發展為導向的知識產權的管理體系，這樣的一種知識產權的體系和WTO的一個文件當中，或者說在TPP的談判當中，所提出的知識產權的管理體制完全不同的，我們所需要的是這樣的一種知識產權的管理體系和十幾年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所討論的那種知識產權的概念不太一樣，因為我們所需要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應該允許人們或者發展中國家能夠獲取救人命那樣的仿制藥，事實上像美國這樣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在設計過程當中就沒有用來保護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所以必須要清晰的知道有很多不同的知識產權管理體系，必須要找到一個發展導向型的知識產權的保護體系，這樣的話中國才可以變成一個更加有創新力的社會。
再討論一下金融，在金融方面的開放我們必須要接受這樣一個核心的作用，也就是說金融行業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包括提供信貸，尤其對中小企業提供信貸的管理風險，在不存在榨壓和低成本的情況下為老百姓提供金融服務。所有這些功能對于金融行業的穩定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而這些重要的目標其實對任何經濟體來說，包括最發達經濟體來說都是很難實現的，在過去的時間當中，我們看到在金融危機之后，我們在這些重要的功能方面實現了巨大的變化，最關鍵的是我們必須要能夠幫助我們實現這些
第二同時要保持強有力的監管體系，盡管面臨來自外部的壓力，為什么這么做呢？這當然可以追溯到其他幾位財長所說的，作為金融行業有很多外部性，這個外部性對于經濟的穩定性，以及包括整個經濟體系，都會有外部性和影響，同時貨幣的國際化其實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尤其是將它和國際國內的經濟穩定發展相比，其實并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我們必須要充分的了解潛在的風險才來逐步的推進貨幣的國際化，我們現在談談貿易政策。我想首先歡迎剛才鐘部長所提出的中國支持多邊主義的立場，我覺得這是非常合適的對待談判的態度，尤其我也非常支持您剛才提到的多哈發展回合當中中國扮演的角色，尤其考慮過去的貿易談判回合當中發生的情況，我想區域和雙邊的貿易協定，事實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損害了或者影響了多邊主義。事實上我們現在面臨了這樣一個巨大的所謂的意大利面條，也就是說有錯綜復雜的不同區域的雙邊的FTA協定，在不同的國家涉及不同的生活水平，所有國家的消費者他們都需要從這樣的貿易談判中獲益，事實上我們貿易談判應該更關注非關稅的壁壘，事實上很多非關稅壁壘都是規管性的，比如說保護健康、安全、環境以及經濟和金融的穩定，之前我們討論的時候談到了人們維持一個健康的生活方式，來減少對于社會保障方面的壓力。之前美國甚至攻擊當時談判提出的要對煙草的銷售進行監管的提議。也就是說，他們希望能夠影響某個國家或者干擾某個國家監管煙草銷售的能力，顯然正如鐘部長剛才所說的，在投資協議方面，保護投資者的利益是很重要的，鐘部長提到了法治的的作用，當我們看這些投資協議的時候必須回過頭來看看，細節決定成敗。所謂的爭端解決機制，在很多的國家和投資者之間的投資保護協定當中都有，而事實上很多使用的法律標準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看來，其實已經過時了。尤其是我們從歷史來看，這種所謂的國家和投資者之間的仲裁并沒有為這些國家帶來更多的投資，所以在這方面我們可以看看中國招商引資的成功，或者說從巴西和非洲的發展來看，事實上這種所謂投資者的仲裁并沒有為這些國家帶來更多的投資，而中國并沒有靠這種協定就已經實現了很大規模的外資的吸收。開放當然應該是雙向的，而中國在過去30多年當中也證明這種開放是雙向的，中國在海外投資活動越來越活躍，包括通過中國的主權財富基金投資，同時也通過援外為其他國家提供了資金，同時也也成為了獲得技術的途徑。
所以我想再次強調一定要學習過去的經驗教訓，首先中國企業走出去要有社會責任感，同時眼光放長遠，不要從事短期的行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我們不僅僅是要獲得這些國家的資源，而是要幫助他們發展，在這個領域我覺得中國可以教很多國家他們是怎么做的，也就是中國這方面做的非常好，很多國家可以向中國學習，中國在全世界經濟當中的角色，中國已經成為最大的經濟體之一，正如鐘部長所說的，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但是中國在履行或者承擔責任方面，可能還沒有與他所占的體量比例相協調或者相一致，中國的聲音當然幾年前先也是提出了要建立全球的儲備貨幣的新體制，當然后續跟進的舉措應該說還是比較緩慢的。但我認為中國應該更加積極的參與規則的制定和新制度的建立。在這方面向全世界提供公共產品中國做的更積極一點，包括在環境、大氣的治理方面，中國可以做更多讓我們地球的生態環境能夠變得更好，幫助我們更好的應對氣候變化。當然其他領域我們也可以進行國際性的合作，包括在經濟方面，包括在宏觀經濟穩定性方面做這種國際性的合作。還包括研究在內國際的公共產品的提供，包括共同應對疾病，同時也包括最不發達國家提供中國力所能及的幫助。
最后我想來總結一下，要建立一個開放型的新經濟體制，對中國繼續他的增長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舉措，通過這樣的一個努力來提高中國人民生活的水平，世界正在不斷的變化，因此中國還需要繼續摸著石頭過河，過去中國成功的應對了全球化進程當中的問題，但是任何未來工作當中的失誤，都可能會對經濟的繁榮和穩定帶來巨大的代價。我們理解也非常歡迎中國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強調了中國要全面深化改革，并且不斷推進開放，我們希望中國在構建開放型新經濟體制過程當中打造新的創新型、活力型的、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