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小微金融實踐在全國走在前列。然而，這個小微金融大省在面對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這一老大難問題時，同樣愁眉蹙額。《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日在浙江省多地走訪發現，該省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多達300多萬戶，其中沒有貸款或貸不到款的企業占到六成多，而那些拿到銀行貸款的小微企業，大多數也不得不負荷著沉重的非利息融資成本。
貸款“貴”在銀行體系外
由于浙江省的政策性擔保公司有限，更多小微企業擔保貸款只能找民營擔保公司。后者的收費標準為2至3個百分點，甚至5個百分點。
2013年8月，溫州樂弛進出口有限公司從甌海農村合作銀行貸到100萬元的“新溫州人貸款”，期限一年，利息9厘多。公司總經理王斌認為，銀行利息不算高，融資“貴”在銀行體系外的收費。溫州市總商會下屬一家中小企業擔保公司為他進行了擔保，擔保費用包括10萬元押金和2萬多元的費用，要求一次性先付清，因此王斌實際拿到手的貸款僅為87萬多元。“是怕我跑路嗎，我還想他比我先跑了怎么辦？”王斌不滿地說。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企業信息不對稱——銀行要求資產抵押——若抵押不足則要求擔保”，在這條貸款關系鏈條上，擔保公司的存在是必須的，有爭議的是擔保費用的高低。
杭州市高科技投資有限公司下屬杭州高科技擔保有限公司是浙江省最大的政策性擔保公司。“我們收費標準為1個百分點(銀行利率加1%)，民營擔保公司一般收2至3個百分點，收5個百分點的也有。”公司總經理周愷秉說。
位于杭州市蕭山區蜀山街道知章村的三得機械有限公司，在蕭山農村合作銀行有300萬元擔保貸款，由于擔保公司是街道辦事處參與出資成立的，擔保費用也只要1個百分點。三得機械公司總經理聞樹剛說，這幾年來融資一直較順暢，盡管外圍形勢比較困難，企業仍保持了較平穩發展，去年前10個月完成銷售額4500萬元，同比減少約1000萬元，利潤率保持在8%左右。
問題在于，目前浙江省的政策性擔保公司太少，已有政策性擔保公司的注冊資本也不大。杭州高科技擔保有限公司注冊資本為2億元，理論上擔保放大比例可達8至10倍，即擔保20億元貸款，2013年這家公司實際擔保金額為14億元左右，服務約300家企業。更多的企業如需擔保貸款，就只能找民營擔保公司。周愷秉說，深圳、北京等地一些政策性中小企業擔保公司的注冊資本有10多億元之多，一家擔保公司的擔保貸款就可以做到100多億元。
非銀行渠道融資成本翻番
擔保公司問題并不是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全部，當銀行貸款通過非銀行渠道流向小微企業后，成本已遠非銀行貸款可以相比。
溫州市金融辦副主任余謙向記者提供了兩組數據：溫州市現有銀行貸款余額約7000億元，GDP約3500億元，兩者為2：1的比例，市面上的資金擁有量大大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照理說不存在融資難；但是，該市工商注冊的小微企業10多萬戶，銀行業發放的貸款卡僅3萬多張，意味著有6萬多戶企業沒有從銀行貸款。
業內人士就此分析說，沒有貸款卡的那6萬多戶企業，沒有直接從銀行貸款，融資需求顯然是通過非銀行渠道解決的。
溫州的情勢是整個浙江小微企業貸款現狀的一個縮影。據中國銀監會統計信息網統計，截至2013年10月末，浙江銀行業小微企業貸款余額、增量分別為21925億元、2887億元，均居全國首位，貸款累計服務小微企業戶數111萬戶。這意味著，相對于浙江300多萬戶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而言，沒有貸款或貸不到款的小微企業超過六成。
業內人士指出，無論是正規的融資渠道如小額貸款公司、典當行，還是非正規的民間借貸，其資金來源大部分還是從銀行輾轉貸出來的，如小額貸款公司可以按資本金1：1的比例從銀行獲得貸款，而且其資本金本身也不排除是銀行貸款。但是這些銀行貸款通過非銀行渠道流向小微企業后，成本已遠非銀行貸款可以相比。
目前浙江各家銀行一年期貸款利率普遍在6%至10%之間，而非銀行融資渠道的成本一般是銀行利率的兩倍以上。
《經濟參考報》記者從杭州多家典當行獲悉，典當行的收費標準一般為“綜合服務費+銀行利息”，如財產權質押典當費率為每月2%左右，折合年利率24%左右；小額貸款公司利率，折合年利率一般在18%以上，高的達20%甚至更高；民間借貸的官方監測利率，按溫州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去年首次發布的利率指數，6月平均月利率指數1.3%，折合年利率15.6%，還不包括那些月息3%、5%的短期拆借利率。
浙江銀監局副局長包祖明說，近年來，一些銀行對發展信用卡等中間業務比較重視，不排除有少數銀行在貸款利率之外變相收費的現象，但即便把中間收費折算進去，銀行總的利率成本也不可能比得上15.6%的民間借貸利率，多數時候，銀行只是把貸款利率降一部分下來，改成中間業務的名義收進去。
銀行：沒法多放貸，不敢多放貸
一方面，由于信用環境體系建設滯后，銀行貸前調查成本高企，沒法多放貸款；另一方面，受政策限制，銀行有時想多放貸款但放不了、不敢放。
事實上，各家銀行現在都在爭搶小微企業業務。
“小微企業業務越來越受到銀行青睞。”溫州銀監分局局長趙秀樂說，2013年溫州市銀行機構共推出了100多個降低貸款門檻和成本的小微信貸新產品，支持小微企業4500多戶。1至10月，溫州市新增各項貸款265.52億元，同比增長只有3.82%，其中，小微企業貸款占了178.41億元，增長達6.77%。
盡管如此，由于信用環境體系建設滯后，銀行貸前調查成本高企，沒法多放貸款。
2013年上半年，蕭山農村合作銀行組織了一次企業貸款需求調查，涉及全區3萬家企業、5萬家個體工商戶，銀行找當地工商部門了解企業相關背景資料時遭到了拒絕，對方說是“保密”的，后來經過反復溝通，對方總算提供了一部分資料。董事長單仲飛說，現在稅務、商檢、海關、人民銀行等部門都有各自的企業信息系統，問題是不能共享，銀行放貸款只能一家一家去調查，限制了服務效率。
浙江泰隆商業銀行從1993年組建至今，摸索出了一套有效服務小微企業的“三品(產品、人品、物品)三表(水表、電表、貿易報表)”經營理念，多次被評為全國小微金融服務先進單位。“現階段服務小微企業主要靠人海戰術，通過客戶經理的廣泛調查開展業務，從長期來說，這種模式存在發展瓶頸。”董事長王鈞表示。
“中國的金融為什么難做？因為民間報表不真實，政府信息不開放，發達國家的房產信息是可以查的。”周愷秉說。
華夏銀行紹興分行行長李華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給大企業或政府項目貸款，銀行會獲得一定的存款資源，小微企業的存款資源回報很少，去年以來該行新增小微貸款40億元，新增結算存款20%都不到，存貸資金“倒掛”無法彌補。目前該行小微貸款資金來源主要靠總行內部拆借解決，由于同業拆借利率達5%，遠超過存款利率(按平均一年期存款利率3%)，做小微業務的成本太高了。
除此之外，受政策限制，銀行有時想多放貸款但放不了，不敢放。
浙江一些股份制銀行、城商行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反映，很多時候受政策限制，服務小微企業有“力不從心”的感覺，主要問題是貸款規模不夠用，銀行有錢不敢放。“到去年10月底，我們行全年的貸款規模就已經用完了。”紹興銀行行長陳方曉說，該行前年的貸款增量是20億元，去年上面給核定的規模是23億元，至于這個規模是怎么測算的銀行并不清楚。
而且，相關管理部門政策還存在不一致的現象，讓基層銀行機構無所適從。小微企業專項金融債是近兩年新推出的幫助銀行籌集貸款所需資金的一項政策，紹興銀行去年底獲批計劃發行20億元。“這只能算是一個無效的‘利好’”。陳方曉說，雖然銀監部門規定小微金融債所籌資金放貸不計入存貸比控制范圍，但是央行規定還是要占用貸款規模的，由于紹興銀行當年貸款規模已用完，意味著即便籌集到資金，也不一定能貸出去。
一些基層銀監部門反映，前幾年銀監會要求用“三個辦法(流動資金貸款、個人貸款、固定資產貸款管理暫行辦法)一個指引(項目融資業務指引)”規范銀行放貸行為，作為制度出發點是好的，但在小微金融業務中可操作性不強，比如小微企業的流動資金貸款用途比較隨意，沒法完全按管理辦法來監督，如果嚴格執行檢查的話，銀行放貸就會受很多限制。
此外，我國現在實施的金融業分業經營政策，對銀行發展小微金融缺乏正向激勵。杭州銀行在2009年組建科技支行，專門服務科技型中小企業，到去年11月累計發放貸款97億元，扶持企業663家。“如果政策允許，我們應可以服務更多的企業。”該支行行長陳嵐說，如果允許銀行持有企業的股權或期權，哪怕科技型小企業失敗比例較高，只要收益能覆蓋風險，銀行仍會放開手腳大膽放貸。
一些地方政府口惠實不至
盡管中央層面多次提出支持小微企業融資，然而，個別地方政府在小微金融問題上卻動嘴不動手，甚至口頭響應實則反其道而行之。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發現，浙江個別地方政府在小微金融問題上有“葉公好龍”現象，嘴巴上說要支持，實際行動卻很少甚至相反。
華夏銀行紹興分行下屬一個縣(區)支行，前年在當地政府的年度考核中排名靠前，原因之一是做政府類和大項目配套貸款比較多，去年轉型為小微專營支行后，雖然貸款增量也高、不良率也低，但是在當地政府的考核中卻變成了中下等。
還有一些銀行機構反映，以小微信貸為主業的地方小法人銀行在獲得財政性存款方面，經常遭遇行業性歧視，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很少愿意把財政存款或住房公積金存到小銀行。
在蕭山，農民繳納社會保障資金多是通過蕭山農村合作銀行賬戶繳進來，但是第二天社保部門就會把錢從合作銀行劃走，轉存到大銀行賬戶。
在永嘉、平陽、樂清等幾個縣(市)，由于當地郵政儲蓄銀行支持政府平臺項目貸款少等原因，2013年以來這幾個支行的財政性存款被劃走了四五個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