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再一次讓新型城鎮化成為了備受關注的熱點。“讓居住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會議用這樣詩意的語言描述了城鎮化的藍圖，并提出城鎮化的幾大重要的任務，那么，新型城鎮化的新究竟體現在哪里?以人為本的城鎮化又該如何實現?央視財經頻道主持人沈竹和特約評論員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著名財經評論員張鴻共同評論。
新型城鎮化的新體現在哪里?以人為本的城鎮化又該如何實現?
李鐵：在過去高速城鎮化的進程中 我們更多的注重經濟增長的數字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新型城鎮化和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比如我們都是在城市長大的，我們對每個城市都有著自己的理解，在一個文件的公報中提出這些語言，我想實際上表述著對個人的一種理解，一種感情。我們到底尋求一種什么樣的城市化發展路徑?一個什么樣的城市形態?我們在城市怎么樣生活?不是用官方文件的那種生硬的語言來描述。我們看過很多公報，看不懂它說的是什么，這些語言可能只有政府的官員才能理解，可是如果看到這些語言的時候，不僅僅是老百姓，不僅僅是政府官員，每個人都是一個城市市民，他們感到非常親切。這表達了一個非常清晰的意圖，就是我們的城市化，需要的是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它既反映了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面貌，同時要反映文化、自然的一種規律，在這兩種規律下，我們看到這個城市，和我們的歷史，和我們的文化，和我們生活傳統要有一個很好的銜接。
再一個，我們也注意到，在城市化進程中，我們看到的城市和兒時看到的城市已經有很大的區別。兒時的城市至少還能看到很多古老的建筑，過去的城市和自然也非常親近，現在看到的城市，多湖泊被填充了，很多高樓大廈跟水泥森林，山和森林離我們越來越遠，所以我們不得不到一些古鎮，鄉村中去尋找我們對城市的一種回憶，去回憶以往甚至古代歷史留下的城市的面貌，那些只能停留在腦海中。
現在我們需要中國的城市走上什么樣的道路?我們要給人民什么樣的視覺形態?還有一個橫向的比較。我們看到歐洲的城市和中國的城市有很大的區別，比如說在巴黎，在羅馬，你看不到這么多高樓大廈，但你能說這個城市不發達，不先進嗎?在這種比較之下，我們回過頭來看看30年高速城鎮化進程中，我們更多的注重的是經濟增長的數字，更多的注重了所謂的現代化，視覺上的現代化，而這種現代化，只是一條條的大馬路，洋廣場和所謂的森林公園，已經和我們過去所憧憬那種城市有了非常遙遠的距離。
這種平和的語言不是一種完全官方的語言，更多代表著這種城市市民，我想總書記也是一個城市市民，他的家庭也是個城市市民，他從一個城市市民的角度來看一個城市的時候，實際上已經反饋出我們所有人的心聲，而這種心聲只能用一種平和的，親切的，具有詩意的一種語言才讓我們理解的會更深。
劉戈：新型城鎮化不是完全割斷、連根拔起的城市化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我覺得這種詩意的表達其實表達的是一種態度，也就是說，這個城市化是一個什么樣的城市化。如果我們再進一步來解讀一下，可能看得見山，望得見水，望得見山，看得見水，更多的其實是說新型城市化，它可能并不是說有多少個煙囪，有太多的高耗能的這樣一個城市，我們可能更需要一個人居環境很好、很親和的一個城市。
另外，記得住鄉愁，一方面是能有一種文化上或意識上對于過去文化傳承的一些保留。我們可能更直接的解讀一下，農民如果現在進入到城市里來，那么這個過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是一個相對而言有機的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連根拔起的過程，不是一個決絕的過程，那么他就能看得見的鄉愁。比如說他的宅基地還在，他的承包地還在，而不是說由于他進了城，一下和過去的鄉土完全割斷了，所以這樣他就能看得見他的鄉愁，所以需要這樣的一個過程。
李鐵：城鎮化更重要的是解決人在城市中如何生活和就業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我想這個會議上關于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已經給了一個非常清晰的思路。比如說，這次會議上已經提出了以人為本，以人為本就告訴你，城鎮化不是不見人的城鎮化，更重要的是要解決人在城市中如何生活和就業的問題。我們也知道，中國城鎮化率是到了52.6，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是35.3，這中間有17.3個百分點的差距，基本上有將近2.5億的農村人口進入城鎮，雖然統計作為城鎮人口，但是沒有享受到城鎮的基本公共服務，他們還作為流動人口被對待。
另一方面，我們還有7000多萬的城鎮兼流動人口，他們是有城鎮戶口，但是不在自己家鄉的城鎮中生活，那么他們也沒有享受基本公共服務。一個在城鎮生活的人，他享受不到城鎮的基本公共服務，享受不到城市給予的各種福利和補貼，這種在城市的生活它是一種不完全的生活。比如農村的農民到城市來就業，他的家屬，孩子還在農村，那么他要把掙來的錢寄回家鄉去蓋房子，要解決老人和孩子的生活問題，這種兩棲性的城鎮化，我想肯定是一個不完全的城鎮化。當城市有兩類人口存在，既有戶籍居民存在，又有非戶籍居民存在，這種社會群體的差異化也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和不和諧，這也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一種城市化發展的現狀。
所以這種以人為本的城鎮化核心，就是說我們不能在城鎮里頭，人為的去制造兩類群體;我們不能在這些人在給城鎮創造了更多的財富的同時，還讓他最終回到農村去養老;我們不能在城市發展進程中把這些人排斥在城鎮化進程之外，不去給他們提供各種城市應有的基本公共服務，這是我們發展中面臨的一類問題。所以以人為本的城鎮，核心就是說在城鎮化進程中如何去解決這2億多農民，7000多萬城鎮兼流動人口，他們在城鎮應該享受到的公共服務。如果把這些公眾通過一種政策長期解決下去，他們就會把他們的根留在城市，既解決了農村問題，又解決了城市發展問題，這是一類。
第二類，就是可持續發展的城鎮化道路，那么我們看到的30年中國高速的城鎮化過程是，尤其近12年，平均每年2000萬人口進入城市，我們城鎮人口已經達到7.1億人，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城鎮人口，最大規模的每年進入一個城市的2000多萬人口，沒有一個國家經歷過。那么在這種高速的城鎮化進程中遇到的問題也是多方面的，畢竟我們很多政府的官員沒經歷過這種城市化進程，他也從主觀上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城市的面貌，可是他主觀愿望是好的，但是當把一種城市的改變作為任政期的行為的時候，那城鎮的發展模式就和我們想象會出現相當大的反差。
當我們提出城鎮化，可持續城鎮化發展道路的時候，我們實際上是針對現在的城鎮發展模式，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千城一面，一方面大量的擴展性的發展。比如說，土地城鎮化率遠遠高于人口城鎮化率，比如說，我們認為經過一個合理的城鎮化發展的政策的約束，我們可以降低城鎮人口土地利用、人均土地占有面積，可是從2000年到2013年，我們城鎮人均占地沒降反增，就是隨著這么多人口進來了，但是人均占地面積也大，我們本來就是一個耕地稀缺的國家，那城鎮人均占地越高，我們城鎮發展的越粗放，就導致很多問題的發生。
再一個，我們看到大的廣場，大的馬路，雙向8車道，10車道的馬路，你們可能想是不是在北京，北京有這種道路應該正常的，可是我見到在一個縣，一個地級市，90萬人口的地級市，和一個50萬人口，幾十萬人口的縣城相連的50公里的道路，雙向8車道加自行車道，再加人行道，再加10幾米的綠化，綠壇的時候，你想想，這些資源是不是被嚴重的浪費掉了?這種城鎮化肯定不是我們需要的。我們就看到一個是新城在崛起，當然我們說這些新城有的是叫鬼城，有的叫死城，但是看到這些新城，樓建了，沒有人去住，那么這些資源是不是嚴重浪費?還有很多新區開發面積幾百平方公里，腦袋一拍就拍出來了，但是在幾百公里開發過程中要大量的基礎設施投進去，但是由于沒有人進去住，造成上千億、上百億資源的浪費，那么這種發展模式如果耗費了這么多資源，帶來的是什么呢?人口進不來，那這些問題是應該到了我們校正的時候了。
這次會提出了兩類問題，第一類是以人為本，第二類是明確了實現什么樣的城鎮化發展的道路。至少明確了哪些事情不能做的，已經給出了一個非常清晰的指向，我想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劉戈：我們城鎮化的過程慢于我們工業化的過程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有一點我特別有感觸，就是我們的城市建設當中的貪大求全的這樣的一種趨勢。我去內蒙古的一個城市，就是10來萬人口的一個城市，然后當地的領導非常自豪的跟我說，看，我們這個廣場，目前為止世界上最大的廣場，超過天安門廣場，后來我說你把草原鋪了地磚，然后就變成廣場了，但這個廣場對于這個城市有多大的意義? 10來萬人口的一個城市需不需要這么大一個廣場?然后旁邊弄很多的彩燈，但把全城的人全弄到這個廣場來也填不滿，所以在過去的建設過程當中的確就是有這樣的一種趨勢。
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過程當中，我們和那些發達國家，或者是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走過的一個城鎮化的路我們來看，像拉美的一些國家就是過快，城鎮化的速度超出了他們的工業化的過程。那些發達國家，美國，日本走過的路就比較匹配，而我們，實際上這個城市化就是人的城市化，城鎮化這個過程慢于我們的工業化的過程，所以很多城市建立起來了，但是人沒有真正的融入到這個城市。城市建的很大，但是這些打工的人，他最后不是這個城市的一員，最后他又回到他的老家。所以這是我們現在城鎮化所要解決的一個核心問題。
李鐵：新型城鎮化 戶籍制度是繞不過去的檻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我覺得戶籍制度是繞不過去的檻，所謂2億多的農民工進入城市，7000萬的城鎮人兼流動人口，他所面臨所謂基本公共服務問題都是和戶籍有關的。在最近的城市治理政策中，我們發現又強化了戶籍制度的限制，比如說像北京限購的問題，有戶籍制約，汽車搖號有戶籍問題，那么包括我們保障房也涉及到戶籍問題，這種戶籍問題帶來了對外來人口帶來的困擾可能是目前面臨非常迫切的一種需求。
那么怎么樣來解決戶籍問題?第一，戶籍問題能不能解決?理論上是可以解決的，放開了之，但事實上它存在很大的難處，因為你不是積累了30年，是積累了50年的矛盾，從59年開始實行的戶籍管理制度，到現在為止，已經50多年了，快60年了。那么這么多年的矛盾積累，它已經在城鄉人群中形成了一種固化的利益結構，這種固化的利益結構不是一個簡單的戶籍問題，就是背后涵蓋了很多城市人和農村人這種利益的分割。
現在，由于30年高速城鎮化過程中，城市面貌發生特別大的變化，其中一個集中體現就是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水準有了明顯的提高，我們可以說，北京人的生活基本上接近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但這是對于北京人來講，但對于外來人口來講，他還有很遙遠的距離。那么政府的財政在保障所在城市既定的這個群體的利益時，它還有能力支撐，如果再把同樣的財力再給新增的人口時，它就面臨著巨大的困境。比如說北京現在有2100萬人口，外來人口在800萬左右，那么這800萬的人口如果全部解決戶籍，就相當于北京接近于二分之一的人口，那實際上要在北京市人口的原有福利中要切出一塊給他，那就意味著原有人口的福利下降，這批人就會對戶籍制度改革有一定的抵觸心理。
舉個很現實的例子，比如高考，北京一本的高考錄取率幾乎百分之百，那么這百分之百對于每個家庭就是，我只要有兒子，達到了高考入學年齡，我就可以有百分百的入學率，那么如果我們解決了一萬人的家庭，新增的戶籍人口有高考適齡人口，那么意味著一萬人就要攤到你原有的百分之百的人口中，那么對每個家庭來講，可能就有一些家庭的人由于競爭關系，他可能上不成大學。那么對于整個北京的高考人群，它只是一個百分之幾的差距，但是到了每個家庭里頭，就是百分之百的失學，那它這種利益抵觸就非常之大。所以我們在網絡上可以看到，當時在教育部公布了一個有關可能高考改革試點的方案的時候，遭到社會強烈的反對，這只是一種信號，并不是我真要這么做，這種反對變成了現實行動，京籍家長和非京籍家長分別在教育有關部門面前進行抗議，而且持續進行抗議，那么就意味著當你去進行改革的時候會遭到一些人反對的時候，本來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希望大家都能得到好處的事情，但是現在變成了一種利益的對抗，會帶來一些社會不穩定的因素。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想這是一個居民的反對，還一類是市場支不支持。我再舉個例子，東莞是最富的一個城市，但是它有840萬人口，本鎮人口，本市人口才180萬，就等于有660萬的外來人口，如果你要真的把所有的戶籍全部放開，660萬人口一同去分享原來180萬人口共同所擁有的福利時，你覺得會造成什么樣的結果?那么還有一些鎮，比如說東莞的長安鎮，外來人口40萬，本鎮人口4萬，10：1的差距，那你想改革會帶來什么樣的后果?所以戶籍制度改革我們可以提出來，但面臨的問題也很多，就是操作上有相當大的難度，不僅僅是居民的反對，也包括著市場的反對，那么在這個問題上恐怕就不能采取一蹴而就的方法，可能是一個長期的改革過程，這也恰恰是中國國情所在，就是因為我們積累了30年的矛盾，當你用一個政策一下子釋放出來的時候，它反而會引起更多的新的矛盾，所以穩步有序來推進各個地方的改革，應該是這次城鎮化工作會議上已經明確的一個方針，但是你記住，穩扎穩打，穩步推進，有序進行，這是一個符合中國國情的一個長期政策。
那么這里面反映出兩個信號，第一信號，目標是明確，就是要使外來農民工在一定時間內一定要解決他在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問題，第二，是一個很長期的過程，不是一瞬間就把它改革的，所以我們想象以人為本，改革，這個問題已經提出來了，方案、目標已經明確了，但在實施過程中還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還面臨著相當大的阻力，還面臨著一種謹慎細致的操作方法，而且還要因地制宜，尊重各個地方的選擇，但是前提必須要改革。
劉戈：大家曾經把城鎮化片面理解為城市規模的進一步擴大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其實我們擔心的就是這一點，因為過去有一段時間實際上大家把城鎮化理解為城市規模的進一步擴大，但實際上在過去的30年，中國的城市的總體面積增加了9倍，但是人口實際上只增加了2點幾倍。也就是說，大量的城市是通過占地的方式來發展的，那么像很多城市里面，比如說大的工業區以非常廉價的價格，以招商引資的名義給到很多企業，那么這些土地實際上沒有得到非常好的、高效的使用，甚至尤其是中西部城市的一些開發區，很多地方你在三年前去了它是那么一個模樣，三年后以后去看的話還是那個樣子，它實際上沒有形成產能，但是那個地已經成為國有土地。
另外一方面，由于這個土地的用途，它雖然開發了，它又不能變成居住的能力，所以這些地已經有了主以后，那么城市再發展的時候，這些地它已經不能夠進入到市場里面，然后又去打農民的宅基地的主意。所以大家在擔心說，是不是由于我們城鎮化這樣一個浪潮會形成一個新的，對于農村土地的這樣一個掠奪的過程?所以現在，在這個公報里頭很明確的規定，就是說我們在下一步城市化的過程當中，提高土地的使用利用率，是非常重要的。
李鐵：必須要解決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首先，我們已經看到了，雖然城市化30年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我們也看到很多問題的存在，土地問題就是比較突出的一個現象之一。突出的現象第一，就是這種土地的浪費、鋪張。那么這次三中全會，包括城鎮化工作會議已經明確了，首先要從供給結構上，土地的結構上要進行調整。就是說你過去濫占的方式恐怕要受到嚴厲的遏制，就是土地利用率太低的這些城市，將來要調整你的用地結構，盡量用存量地來解決你的發展方式問題，那么這恐怕要在試點中一些政策問題進行進一步探索。我想這里頭給的第一個信號是，不能這么干了，第二個信號是應該怎么干，這是一類問題，就是要強度節約用地，利用存量用地來解決未來發展的用地問題。
第二個信號就是關于農地和城市用地現在的關系。那么這里頭大概涉及幾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土地財政這種過度的依賴恐怕是必須要解決的。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要防范債務風險，特別是防范地方的債務風險，而這些地方債務風險最嚴重的一個現象是什么?就是它已經通過土地出讓做預期來獲得各種貸款，擔保，融資，變成一種新的融資模式，有的的甚至已經把10幾年，未來10幾年的土地全部賣光了。但是帶來的結果是什么?因為你地超出了預期，那就意味著城市必須要攤大餅。你攤的越大，基礎設施壓力越大，基礎設施壓力大就意味著你未來投資就越大，因為你知道面積越大，你的戰線就拉的越長，你的管道、道路就鋪的越長，所以你的成本就越來越高，然后你再去繼續攤，那結果是不可逆的。到了有一天擊鼓傳花，到了某一屆政府的時候，這個債務沒有辦法進一步的時候，那么這個城市可能就面臨著破產，當然中國的城市不可能破產，那整個的債務負擔要不就是需要中央來背，要不需要企業來背，要不需要社會來背，這是一個巨大的經濟風險。
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呢?城鎮化工作會議上已經給了一個非常明晰的思路。第一個思路是，首先要解決發展模式的變化，就是政府的官員你要知道，這種模式不可持續了，要提高你的土地利用率。那么第二，要通過稅制的調整來減緩對土地財政的壓力，所以未來預期稅制改革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改革方向，比如說房地產稅的出臺等等。那么這些稅制改革會解決，至少在長期過程中會解決政府一部分未來基礎設施的投資來源。第三個是民資和外資的進入，就是不要再政府來進行壟斷基礎設施投資，把一些投資交給民資外資，這樣會解決你融資的壓力。第四個，也同時要給予地方一些發展的平臺，來解決資金壓力問題，但是這只是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你還得要遏制，地方政府這種占地動機，因為地拿的太便宜了，因為地拿的便宜，才導致嚴重的浪費，這個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探索，但是你能不能一下就斷到土地財政?我覺得可能暫時斷不掉，因為土地財政不僅僅關系到地方的基礎設施供給，而這個基礎設施供給也關系到城鎮居民的利益，原有的一種發展的，穩定的這種增長模式和城鎮狀態，城鎮的整個基礎設施改善的這種模式，一旦斷了糧，斷了炊，同樣會導致一系列的社會矛盾。比如說，地鐵，本來已經要修了，突然之間不修了，那很多發展預期就會斷到調掉了。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也要通過一段時間來解決。
劉戈：應加強城市化過程當中的管理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加強城市化過程當中的管理也很重要，這一回公報里面提到規劃的一致性，其實在很多城市里以前會出現這一任市委書記或者市長規劃了一個新區，換了屆以后又規劃一個新區，而這個新區和那個新區之間，本來是可以是一個自然的延伸，或者戰略上的一個互相之間的關聯。但是由于是這種長官意志，所以互相之間整個城市的規劃最后是亂的，那么最后導致真正的土地在使用過程當中非常的粗放。
王建林：城鎮化將保證中國在十年到二十年里以平穩較快的速度發展
(萬達集團董事長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中國經濟究竟長期的動力在哪里?我們內生增長動力在哪里?眾說紛紜，西方認為中國要掉入中等陷阱了，我們自己內部有很多人信心不足，我覺得抓城鎮化是抓到點子上了，城鎮化帶來了工業化，城鎮化帶來這些需求將保證中國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里面，十年到二十年里面，能保持這個平穩較快的速度發展。
張立群：城鎮化使得城鄉一體化發展得以加快與完善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使這個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這樣一個體制機制加快得到完善，在這個戶籍制度，包括這個城鄉一體化的土地市場這樣一個建設，包括我們整個這個城市群的這樣一個整體的發展等等。
魏建國：城鎮化最大的一個情況就是要消費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因為城鎮化最大的一個情況就是要消費，這個不管你是城市的人口消費，還是城鎮附近的一些這個農村人口的消費，這些都會帶動整個我們移動互聯網，而怎么做到更高效，怎么做到物流，怎么做到我們的銀行經營的分布對整個城鎮化的是不可替代的。
李鐵：城鎮化的最大挑戰是如何面對各種不同的利益群體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我們的期待是關于城鎮化的預期，這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都是看好的，畢竟13.6億的人口納入城鎮化進程，如果城鎮化率達到60%到70%的時候，那它會帶來巨大的消費空間，這個消費空間不僅僅是農民要進城，外地人口要進城，他要在這個城里解決他的住房問題，無論是租賃住房，還是購買住房，他要帶來支撐你的消費。比如說要帶動服務業的需求，帶動家電，家庭裝修等等一系列的需求，這個市場是很強大的。
第二類，是我們對新興市場帶來一些巨大的需求，比如說你實現可持續發展，清潔能源，清潔材料等等有一些高新技術，智慧城市，也有很大得逞求。
第三個就是基礎設施，因為2億人，3億人，7億人，8億人，他總是要分布在不同城市，2萬多個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那么這些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中小城市等等，它們在不同空間分布中之間要解決基礎設施問題、交通設施的改變來加強城市之間的連接，那么這里頭我想恐怕還有非常大的市場遠景。
第四個就是我們城市化進程中要解決更重要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要改革，如果不通過改革來解決這些制度上的差異，我們城市化要進入一個良性軌道是做不成的，所以真正的堅定信心、堅定不移的去推進改革，然后再輔以各種政策的配套措施，那么按照既定目標循序漸進的去走下去，我想中國城鎮化會給中國帶來20年的好的紅利。
城鎮化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去面對各種不同的利益群體，面臨著各種，各個城市來制定因地制宜的一個改革的方案，這是目前非常迫切的。但是我們也要面臨著更大的阻力，這種阻力已經成為城鎮化現在發展的一系列的障礙。
劉戈：關鍵是農民的地能否以合理的價錢及自愿的方式獲得它的價值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除了解放生產力，在城鎮化的過程當中，公平正義一定要堅持。其實一方面，我們農民的地能不能在這個過程當中能夠以合理的價錢自愿的方式能夠獲得它的價值，另外一方面，已經進入到城市里面的廣大農民工，他們的權利。雖然現在我們知道，如果給農民工以戶籍，那么對于原來的城市人口來說是一種利益的重新分配，但是要考慮到，這么多年來他們對城市的貢獻有多大。我們現在很多城市的市長們，他們在考慮的時候更愿意，尤其像我們的人口流動更多的是從中西部地區向沿海發達地區的流動，那么在這個過程當中，城市更多的去獲得了這些勞動力對于城市的貢獻，而不愿意承擔他們有可能產生的負擔，那么這其實不能夠由市長們的自覺性，自然而然的去解決，這需要中央的頂層設計來強力的進行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