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系列頂層設計和政策改革推出之際，公眾在對中等收入陷阱擔憂之余又充滿新的期待。在二胎政策改革之前，市場認為人口紅利的終結可能導致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而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學[微博]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二胎政策的放開或帶來經濟總量的提高，但和人均收入還有差別。人均收入的提高要依賴勞動力素質以及資源配置的效率。

　　陸銘在其著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展望中國經濟增長的持續性》(2012)(和哥倫比亞大學全球化和可持續發展中心東亞項目主任胡永泰合著)中提出，當前改革的關鍵應該是重點推進資本、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市場的市場化改革，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堅持改革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財經日報：我們現在國內所指的中等收入陷阱有沒有什么參照？

　　陸銘：中等收入陷阱有兩個標準，按絕對標準，當前世界上對于高收入國家標準是1.2萬美元，而我們現在是6000美元左右；另外是相對指標，與最發達國家的差距，如果把美國作為參照，它也在增長，所以要看和美國的人均收入差距是否能夠縮小。如果只是絕對標準，理論上總能跨越，只要經濟增長是正的，以后者來看要求就高一點。

　　日報：中國預計要多長時間才能越過這個陷阱？

　　陸銘：現在參照兩種標準都有，如果按照絕對標準，那么中等收入陷阱是個偽命題，因為總能跨越；用相對標準，如果經濟增速能保持在7%~7.5%左右，這個數字還是要比美國高的，也是可以跨越的。前提條件是現有經濟增速可以下降一點，但不能下降太快，這樣的話10年左右從現在的6000美元翻一番，進入高收入國家階段還是有希望的。

　　日報：人們都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是我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節點，你怎么看？

　　陸銘：十八屆三中全會堅持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因素，這會使今后所釋放的制度紅利比較大。如果能夠堅持，收入分配有所改善，那么還是容易跨越的；如果收入分配差距、國企壟斷、權錢交易、行業準入不解決，中國就不確定能避免拉美化。所以中國處在一個非常重要的道路選擇問題上。

　　日報：我們跟拉美的中等收入陷阱有可比性嗎？

　　陸銘：拉美與中國區別很大，拉美經濟發展的政治環境不穩定，而中國比較穩定使經濟增長速度處于世界前沿。從收入分配角度來講，我國收入差距很多是城鄉間、地區間收入差距，但現在正在縮小。既有其他中等收入陷阱國家共性的東西，也有特殊的東西，共性的是當一個國家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后，要趕超發達國家，就一定需要經濟結構劇烈調整，而且我們還有很多制度因素在制約。

　　土地、戶籍制度阻礙生產要素自由流動

　　日報：有的研究認為目前一些城市如北京、上海正在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為什么？

　　陸銘：這個說法沒根據，如果把北京、上海單獨拎出來，已經進入了高收入行列。我們現在講中等收入陷阱要從全國平均角度來講，我們人均收入還在中等收入水平，所以會面臨陷阱。

　　日報：現在我們提得比較多的是沿海地區的用工荒，經濟增速放慢，這會是一種警告嗎？

　　陸銘：沿海地區所出現的用工荒和用工成本上升很大程度上因為我們在阻礙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最大的阻礙就是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戶籍制度在阻礙內地勞動力向沿海地區轉移，沿海地區在建設用地指標不夠的情況下，房價和地價上升，勞動力在沿海地區的生活成本升高，又不能獲得相同的公共服務，所以會出現用工荒，這其實是區域發展政策所導致的結果。

　　現在，一方面用工成本在上升，從企業升級的角度，勞動力素質沒有改善，產出升值的速度跟不上成本增長速度，這完全是政策可以改變的。所以現在有種誤解，以為現在的東部經濟放緩是自然過程。

　　日報：怎樣調節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間的關系？

　　陸銘：我們現在的經濟增長方式都是靠投資來推動，從國民收入分配的角度來講，人均GDP的增速要快于人均收入的增速，人均收入和消費增長速度跟不上經濟增長速度，勞動力里面還有2.6億沒有城市戶籍的人，他們的收入增長空間不如有戶籍的，因為生活不穩定，所以經濟增長沒有有效轉變為收入。

　　日報：人均收入的提高和戶籍制度有什么必然的關系？

　　陸銘：人均收入的提高還是要靠勞動者素質的提高；還有就是結構轉換，同樣給定現在的人口，農民在農村工作，收入只是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如果將這些人城市化，變為城市服務業里的人，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勞動力職業和行業的轉換，收入就提高了。

　　日報：總的來說，人均收入水平靠哪些直接因素來左右？

　　陸銘：人均收入水平從長期來講最重要的兩大因素就是人力資本和教育水平，是必要條件。當然能不能提高收入，還取決于其他因素，比如制度。如果人均受教育水平高，收入水平和制度紅利的釋放會比較快。另外，資源配置的效率給定了人的素質和資本的數量，我們怎么來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就要通過改革，也就是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