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簡介：三農問題學者，現任中國鄉村規劃設計院院長。17年農村工作經驗。在湖北省監利縣歷任四個鄉鎮的黨委書記，目睹農村艱難境況，2000年3月以上書時任總理朱镕基，反映“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引起中央和全社會對三農問題的關注和反思。此后做過大學教師、媒體記者、NGO組織負責人等，著有《我向總理說實話》《我向百姓說實話》《大氣候》《再向總理說實話》等書。

    《經濟參考報》記者：某種程度上講，中國迎來了一個“資本過剩”的年代，但在農村，金融貧血癥狀依然突出。如何去理解這種現象？

    李昌平：土地權利和金融權利是農民獲得“自我發展”的兩項基本權利。我國的農民有數以億畝計的山林、耕地、宅基地、水面等，如果將這些靜態的“生產要素”變成動態的“金融資產”，農民就可以獲得數以萬億計的資金實現“自我發展”。因此農村土地等“金融資產化”被視為促進三農發展的的關鍵舉措。

    如何實現農村土地變金融資產？改革開放30年來，特別是最近十多年來，類似“私有化+外置金融”思路一直占據主導地位，這種改革思路認為，只有廢除產權“不清晰”的集體所有制，并給農民完全的私有產權，同時開放農村金融，特別是大力發展私人村鎮銀行、小額信貸公司，甚至允許外資銀行下鄉等，農民的土地等產權就可以抵押貸款，農民就能獲得數以萬億計的“金融資產”。

    這種思路在大城市郊區和發達地區容易實現，因為這里的農地大都有“農轉非”預期和農業服務業化預期，可以在各類金融機構獲得抵押貸款。但在廣大中西部農村，農民的絕大多數土地和山林，無論是在國有銀行、村鎮銀行、小額信貸公司或是外資銀行，都是難以獲得抵押貸款，至少是不可能實現物有所值。對此很多人似乎沒有清晰的認識。

    道理其實非常簡單，因為這種“外置金融”為不發達農村和分散小農提供服務存在三個致命的弱點：一是貸款規模小、成本高；二是信息不對稱，風險難管理；三是不發呆農村農民的農地、山林等，不僅過于零碎、價值偏低而且周期內升值預期幾乎為零，故難以成為“外置金融”機構的有效抵押品——有效經營難、變現也難。

    在我國，中小企業獲得貸款都難，何況是分散的小農呢？

    外置金融思路難以為千千萬萬分散小農的土地、山林等“金融資產化”、增強農村內生性發展動力的同時；卻可能為資本下鄉低價兼并弱勢小農的土地等提供了方便。這一思路客觀上導致農村金融主體去農民化，金融收益從農村流出還需引起警惕。

    《經濟參考報》記者：的確，我們注意到在試圖農村土地和金融的融通的各種努力上，不少地方的探索多是在土地制度上做文章，比如賦予土地更多權能、鼓勵抵押。對我們而言，將來的農村金融體系主體格局應該是怎樣的？

    李昌平：在我看來，當下的問題，非土地制度不適應金融制度，而是金融制度不適應土地制度。

    2008年我到越南永福省農村考察，與越南農業專家交流，他們人為，越南農村改革跟中國亦步亦趨，唯獨土地改革比中國走得遠。當初推行土地私有化時，以為土地私有化能夠使得農民獲得更大的自主權發展權，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外置金融”機構并不接受農民土地抵押貸款。

    在臺灣，為解決農民貸款難，臺灣當局出資幫助農民在農會建立農信部，這是農民組織的內部金融，農民主導，利息歸農，即“內置金融”形式，農民的私有土地是在農會的農信部實現抵押貸款。臺灣一般的鄉農會農信部每年給農民的貸款在100億臺幣左右，農信部的利息收入占農會收入的85%以上，且全部歸農會所有成員共同支配，這也是臺灣鄉村自治的重要經濟基礎。

    臺灣經驗的核心是分散小農的土地產權與社區“內置金融”相輔相成。這也正是越南的不足。

    我國最近幾年，為了增強農民農村農業發展動力，政府在創新農村土地和金融制度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主要還是賦予土地更多權能、鼓勵抵押，并寄希望于私人資本下鄉發展村鎮銀行和小額信貸公司等“外置金融”。這種思路是在是搞偏了，需要停下來反思。

    將來一種比較理想的農村金融體系的主體格局應該是：村社“內置金融”是農村金融體系的核心和紐帶，政策性銀行如農業銀行批發貸款給村社“內置金融”組織，以土地集體所有權為抵押；村社“內置金融”組織再將貸款零售給千家萬戶小農，以土地承包經營權為抵押。與此同時，村社“內置金融”組織代理政策性銀行吸收千家萬戶的存款和保險業務，也可以代理政府發放養老金、各種農業補貼等，并獲得一定的代理費。

    《經濟參考報》記者：臺灣的農村土地被認為是私有制的，大陸的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制，臺灣的經驗在大陸是否可行？有觀點認為，土地集體所有制產權不清晰恰恰是導致土地的金融資產化障礙，在不改變現有農村土地制度安排的框架下，能否實現土地的金融資產化？

    李昌平：無論是所有權還是經營權，也無論其主體是集體還是個人，其產權是否可金融資產化，關鍵看是不是建立了與產權相適應的金融制度體系。在人多地少、分散經營的農業國情中，土地在村社“內置金融”組織才能充分變現和有效抵押、經營。我國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和同分結合雙層經營制度并不妨礙農民土地產權的金融資產化，而且比越南式的私有產權更容易金融資產化。

    我國農村集體所有構成一般包括：一是共同所有制，如水塘、水系等共同使用的資產，這些是不能分到戶的；二是按份所有制，如耕地，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三是按戶占有制，如宅基地；四是機動地，如集體建設用地，機動地可以承包出去，獲得收益來支付村社成員合作醫療費用、養老保障費、村內建設等。土地集體所有制下的土地產權，對內是清晰的，對外也是清晰的、排他的。“內置金融”形式能夠很好地與“土地集體所有、家庭聯產承包”這一現有農村土地制度安排兼容。

    實際上在國內，河南信陽的郝堂村建立“養老資金互助社”、河北東光縣“古樹于合作社”、司家莊周家莊公社等的探索已經取得一些經驗，土地和金融資本自由融通，只是這些個案沒有引起應有的關注。

    《經濟參考報》記者：現在的中國農村，首先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城鎮化趨勢。農民要體體面面地變成市民，余下的一小部分農村也要重新獲得活力。“內置金融”在實現這兩個目標方面，能否發揮作用？

    李昌平：合作社將來更大的潛力還在于，將城鎮化與現有土地制度結合起來，成為農民“退出機制”的平臺。借助資金互助社這一平臺，農民可以在自愿前提下，不僅可以有償退出30年的承包權，也可以有償退出集體成員的份額土 地所有權和宅基地等。

    比如有農民承包地10畝，他想離開村社20年，他就可以將承包地抵押20年，一畝一年抵押400元，20年就是8000元，10畝就是8萬元。如果有村民想永久退出集體，將起土地份額所有權退給村社集體是可以得到相應補償的，補償金可以按照集體成員事前約定的標準執行，資金來源于集體經濟積累。

    這樣一來，讓退出補償成為農民進城的資本，而留下的土地成為村集體資產，繼續經營壯大。

    依托“內置金融”構建起的平臺，更大范圍的效果也是可期的：首先解決了農村土地經營效率低和勞動力回報低；二是通過集體經濟壯大，村共同體變強的同時，村社領導人才會由弱變強，改善農村治理；三是農村的合作事業以金融合作為紐帶也會向綜合性的合作發展，如統一種植和技術服務、農村村基層設施建設、統一養老和各類保障等，以合作事業帶動共同富裕。

    說到底，“內置金融”作為農村金融的核心，也可以是新農村發展起點。目的則在于為城鎮化過程中留存的農村探索一條的新路——以金融和土地為紐帶核心，重建村集體經濟，重建村社共同體；用這個路子可以證明一個理念——“農村是有價值的、農民是有尊嚴的、農業是有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