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召開的“中國智庫論壇”上，國內權威專家表示，中國正在迎來新一輪開放，其中面臨著全球產業結構升級的機遇和挑戰。中國需要進一步細化自貿區制度，動態探索新一輪開放中的制度創新。
    

    中國面臨新一輪開放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說，目前中國正在進行第四輪開放，以開放逼改革。第一輪是深圳為代表，第二輪是90年代浦東為代表，第三輪是過了世紀之交的入世，現在是第四輪。這個大背景下，現在碰到的問題有幾句話概括：一是黃金發展和矛盾凸顯相伴隨。二是下行和上行因素在對沖。中國已經感受到了潛在增長率無可回避地在下臺階。
   

    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也表示，“中國正面臨新一輪的開放。大家現在期待三中全會有更多的開放舉措，最近又推出了上海自貿區，新一屆政府不僅承諾要進一步開放，改善貿易投資環境，現實中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資本賬戶的進一步開放、資本管制的放松，如何面對新一輪的國際壓力、如何面對TTP、如何面對國際經貿形勢的新變化、金融監管形勢的變化等等這些都是非常現實的問題。”樊綱說，從經濟發展角度而言，我們仍然處在發展的早期階段，雖然現在人均GDP今年年底大概6600美元左右，但是比起收入最高的挪威10萬多億、美國5萬多億這樣的發達國家，我國經濟發展水平還不夠高，我們仍然是發展中的新興市場國家。不是說收入低就是落后了，關鍵是我們的教育水平低，我們在國際上與知識相對發達的國家相比是非常落后的，不用和北歐、歐洲國家比，美國高等教育的比重占勞動力的64%，中國只有20%多一點。

    樊綱認為，中國的發展又到了一個新階段，到了資本輸出階段。最早我們是資本匱乏國家，吸收資本。現在儲蓄率比較高，面對結構的問題，這也是發展當中的問題，我們面臨對外投資的問題，以前靠外匯儲備政府投資，投在美國國庫券上，隨著我們的企業逐步成熟，企業“走出去”到世界上投資，這面臨另一種開放，以前是我們自己開放，現在我們開放要“走出去”，這都是新問題、新挑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進行的調查顯示，從新一輪開放來看，中國面臨著新的國內國際環境。跨國公司在危機爆發以后，開始調整對話戰略，開始向中國轉移更加高端的制造活動經濟、服務活動，包括金融總部、研發等等，其目的有兩個，一是開拓中國市場，二是更好地利用中國轉化了的比較優勢。這是危機爆發以后，使得中國有了引進更高端的產業的機遇。二是有利于吸引人才。盡管我們沒有一個全面數據來反映引進了多少人才，但是通過這一個很有特點的留學歸國人員的數據，可以反映出在危機爆發以后，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和良好的機遇使得高端的人才開始向中國回流或匯聚。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隆國強表示，從“走出去”的角度來說，中國有兩個非常好的機遇：一是危機爆發以后，為中國企業低成本開展海外并購提供了機遇。在此之前一部分中國企業到海外新建，像華為在全球建了很多個研發中心。危機爆發以后很多企業通過并購整合全球資源，比如吉利汽車并購了沃爾沃，還有三一重工并購了德國的普斯曼斯特，海外并購使得中國企業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獲取夢寐以求的先進技術、研發能力、國際品牌、國際銷售渠道。這個危機對中國海外并購可以用兩句話概括，一句話是原來人家不愿意賣給你的東西，現在不得不賣給你。比如吉利并購沃爾沃，沒有這場危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第二句話，原來很貴賣給你的東西，現在可以說相當便宜就賣給你了，大大降低了企業國際拓展的成本。

　　另外一個“走出去”的機遇，就是有利于擴大技術密集產品的出口。從總體來看，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外部需求是萎縮的，增長需求大幅度下降，但是出現一個結構性的變化。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中國家，發達國家面臨著一個再工業化需要更新基礎設施。發展中國家，要快速推進工業化、城鎮化，新建基礎設施，恰恰在這個領域中國形成了很強的競爭力，以工程承包為載體，我們的成套設備，包括發電設備、成套的水泥廠、運輸設備，最近克強總理去泰國講高鐵換大米，都反映了中國制成品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有一部分技術密集型的產品已經開始具備了國際競爭力，這個國際競爭力應該說是在過去二三十年國內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市場培育出來的，首先是把規模做起來了。隨著國內市場競爭的加劇，又把它的技術水平有所提升了。所以，在這個時候盡管全球總的外需確實出現了低速增長，但是結構性的變化使得技術密集型的產品無論是在發達經濟體，特別是在新興經濟體出現一個好的需求態勢。

　　當然新興經濟體中產階級人數的擴大，帶來像手機這樣的產品，可能三星、蘋果看不上的市場，但是我們中國很多手機可以到發展中國家去，到非洲和印度可以看到大量的中國品牌的手機，這也是我們一個出口結構的升級。

　　“我們會看到無論是“引進來”還是“走出去”，確實出現了新的機遇，這個機遇是加速結構升級的機遇。” 隆國強說。
 

    讓更多知識外溢到中國

    專家和學者表示，在開放的進程中，發展中國家能夠與發達國家縮小差距，取決于能不能從其他國家吸收知識，發達國家大的知識存量能不能外溢過來，能不能從知識的傳遞當中獲得真正的知識生產要素。一切生產要素的背后，將來起作用的不僅僅是勞動、資本本身，更重要的是承載的技術，那個知識。這個知識不僅是科技，還包含了社會管理知識、經濟、法律、社會關系、國際政治、國際關系，現在很多企業“走出去”，“走出去”面對的是國際知識的瓶頸和約束。所以中國需要進一步開放，只有進一步開放，才能讓更多知識外溢到國內，中國能夠更快地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院長韓峰，中國在新一輪開放中，需要處理好地區間的關系，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東盟地區。今后這個地區發展的趨勢大概有幾個方面：一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還會繼續向升級版方向發展，從中國和東盟建立全天候關系以來從60億美元增長到去年超過4000億，而且“中國-東盟”雙方達成的官方的協議是要在2020年達到1萬億，而且經過測算雙方認為數字不是問題，所以自貿區升級版數量方面大家非常看好。但同時，質量方面中國提出了要全面拓展自貿區合作寬度、深度，包括服務貿易、基礎設施、投資、互聯互通、市場開發等等。二是雙方投資出現迅猛增長，這和中國投資能力和投資意愿有很大關系，東南亞是中國對外投資增長的首選地區。三是合作重要性的提高。因為，中國-東盟的合作地區過去的單純依靠貿易和經濟合作發展到全面綜合合作。比如在貿易合作基礎上，有清邁協議、自由貿易區、中國積極推動其他東盟主導的地區合作像“地區全面經濟伙伴關系”等等。

    中國社科院的研究報告指出，面對中國在對新一輪中的機遇，中國在與東盟地區的合作應關注幾個方面。第一，中國-東盟的合作今后應該更加注重雙方產業合作，也就是利用中國制造業優勢，在地區進行跨國界的次地區或者整個地區的合作。第二，要加強發展合作。因為中國-東盟之間，對于地區的發展共同點和相互交叉點非常多，但是現在雙方尤其是東盟方面特別關注的是成員國內部的發展，以及次地區對于東盟的宏觀規劃，特別是中國-東盟的規劃缺乏深入和全面。第三，加強多元性合作。第四，加強科技合作。這是中國一貫倡導的，在這個地區還有很多余地和領域可以進行開發。

　　研究報告表示，中國和東盟的關系未來肯定是朝向合作而且是通過制度性的合作建設進行的。當然這個地區制度要有彈性和地區特點。另外，中國是要通過地區化實行國際化的過程。所以，地區的共同的身份和地區意識，將是這個地區中國與東盟關系里面非常重要的內容。中國和東盟的合作今后要向更加專業、具體和有效的方向發展。                           

    要動態強化自貿區制度創新

    專家和學者表示，上海自貿區的實施更強調在動態中進行制度創新，上海自貿區試驗內容更加廣泛，還有上海自貿區效應更加重大，因為它將推進中國的改革。

    賈康說，“我個人認為實施上海自貿區的戰略意圖是，中央認為必須對上TPP——泛太平洋伙伴框架，實際上隱含著我們這一輪開放再總結入世的經驗和教訓，如果沒有很好的準備，我們有可能再次被動跟隨，仍然是人家制定好規則以后不得已跟著人家走。如果我們積極主動試驗一下，有可能在規則制定中有一定的發言權和影響力。”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所長王國剛表示，需要對上海自貿區的制度創新中細化相關條款和流程，又需要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和互聯網技術，以達到地理空間不突破，但各項交易卻能夠有效拓展到上海范圍之外的效應。他表示，關于制度改革一個設想是在自貿區實施“分道交易集中”。以上海的期貨交易所為例，有很多品種已經在全球上交易量第一，但是沒有定價權。因為上海期貨交易所是中資在里面交易沒有外資，現在我在自由貿易區內引進外資，在此設立期貨交易經紀公司，然后分道進入上海期貨交易所，也進入集中交易。如果說因為期貨交易所是人民幣交易的話，如果在那個地方進這個道，資金從原來的外匯轉為人民幣資金再交易，交易完同樣按照這個道撤出。由此可以使得上海期貨交易所的交易不僅僅有了中資而且還有了外資，這樣措施在香港其他地方都實施不了，在上海可以實施。如果可以分道集中交易可以展開，并且確實可以取得一些經驗，里面一系列制度完善，就可以在上海證交所、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等市場拓展開來。拓展的結果就有利于促進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交易中心。而且這種交易如果確實積累了經驗，就在全國有了可復制、可推廣的意義。其中，需要推進交易市場的體制機制轉換，其中，包括負面清單問題，準入前國民待遇問題，金融根植于實體經濟問題。

   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表示，上海自貿區是中國(上海)自貿區，首先是中國，第二是試驗區，它和其他自貿區完全不一樣，因為它是人民幣的本幣中心，這是任何自貿區都不可比。前海和上海怎么區別？上海是一個池子，前海是一個管道，池子里能養魚，管道里養不住魚。同理，盡管可以在全國更多地方建立了自貿區，但不是上海自貿區也不是試驗區。
   

   “試驗的內容是什么？負面清單和準入前國民待遇。準入前的國民待遇，在國民待遇外不設任何前置條款，這就是革命性變化。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審批經濟，是正面清單管理，禁止類、限制類肯定不能做，但是允許類、鼓勵類的還要獲得批準，這是最重要的理念變化。為什么說開放促改革？無外乎兩件事，黨的十八大稱，下一步改革的主要任務是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中國市場政府干預太強了，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政府對價格的控制，不僅對價格有影響，而且直接參與價格制定，所以利率市場化就是政府不參與價格制定。二是政府準入審批。盡管要簡化審，但“彈簧門”、“玻璃門”仍然存在，李克強總理說要在任期內審批減少三分之一。上海自貿區的負面清單管理，只要不在禁止行列就可以自動行事了，這是開放促改革，這有很深刻的含義。上海自貿區要動態管理，立志縮短負面清單，縮短每一個負面清單，每一項就是一個改革。9月份上海自貿區方案規定中注冊制度進行改變，過去注冊是先批項目才能注冊，主管部門審批以后才能到工商管理局登記注冊，現在是先領到證再獲批準，而且注冊的資本金不需要實交，認交就可以。第三有嚴格程序規定4天內辦結，一個月后這個規定就變成了國家工商局的規定，國家工商局按照上海經驗來做，這就是可復制、可推廣。上海自貿區也是服務業的開放，中國現在的經濟結構工業太重，服務業太輕，服務業成為經濟下一步發展的重要問題，但服務業對中國來說是短板，存在著種種困難，能不能學習當年深圳的經驗，以開放促進服務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