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安徽、陜西、重慶四省市傳統農區，《經濟參考報》記者最近走村入戶，深入田間地頭，先后采訪多位種糧大戶，傾聽他們種糧的酸甜苦辣。種糧大戶們反映，由于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發展滯后，種糧大戶農技、農機、植保、市場信息服務等都需“自操自辦”，甚至“大包大攬”；同時“非糧”流轉成為帶動地租上漲的新因素，擠壓了種糧利潤；此外農民種糧資金緊缺，有人甚至靠高利貸租地，增加了種糧風險。
“如果有專業服務，何必下血本買這么多農機”
《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發現，隨著農村土地流轉的加速，各地種糧大戶不斷涌現，但與之相配套的農技推廣、農機服務、病蟲害防治、市場信息、產品營銷等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相對滯后。社會化服務供給不足，使不少種糧大戶不得不“自操自辦”，甚至患上“大包大攬癥”。
“種地一年利潤也就五六十萬元，如果專業組織能提供低成本服務，我何必下血本買這么多農機設備？”談到自己花70多萬元買30多臺農機種地的事，重慶彭水縣聯合鄉種糧大戶何世素話語中透著無奈，“要提高種糧效率，關鍵靠機械化，但縣里農機合作社規模太小，花錢也買不來服務。”
彭水縣農委主任羅遠江介紹，彭水縣耕地面積超過70萬畝，2012年種糧大戶增長到118戶，而目前縣里只有1家農機專業合作社，農機具只有15臺。“10家大戶才能平分一臺農機，能搞出啥服務？”
在河南農區，種糧大戶也面臨類似難題。河南省信陽市息縣彭店鄉農民柳學友流轉了3000多畝地種高粱。他說：“高粱種植對播種技術、農藥施用有很高要求，但縣里植保合作社人才短缺，雇工大多是55歲以上的閑散勞力，很多人不會使用農機具，藥物配比、機械噴灑掌握得也不精準，農藥殘留經常超標。”為解決高粱植保難題，柳學友不得不自己組織20多人的植保勞務隊，育苗、播種、田間管理、收割、歸倉，“環環不落”。
同時，隨著農業市場化不斷發展，種糧大戶對專業服務需求正從單純的生產環節服務向資金、信息、加工、運輸等綜合性服務擴展。相比于農機、植保等產中社會化服務，產前、產后服務體系建設更顯薄弱。
河南省武陟縣喬廟鄉馬宣寨村農民王福軍流轉了1700畝地，年產糧超過300萬斤。王福軍說：“大戶種糧最關心的是糧食收儲、供求、糧價走勢預測等專業市場信息。但現在這塊服務基本還是空白。”
除了農機服務、統防統治外，部分種糧大戶還渴望得到承包經營前期的綜合指導服務，如土壤改造、地塊整治、經營前景評估等，目前許多傳統農區沒有社會化服務組織能滿足這些需求。
“土地租金被‘非糧’農地抬高，種糧更沒賺頭”
采訪中不少種糧大戶反映，近年來，勞動力、物價成本推漲地租的同時，蔬菜、瓜果、花卉等“非糧”土地流轉規模不斷擴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地租價格抬升，“價格輻射”效應顯現，擠壓了種糧農民利潤。
河南省滑縣留固鎮留固村農民耿愛麗從2006年起就包地種糧。“前幾年鎮里‘非糧’流轉土地比較少，種糧大戶租地容易，地租也較低。”耿愛麗說，2010年以來，留固鎮平均每年增加10多家種菜、種瓜大戶，每家面積都在300畝以上，地租可以出到1100至1200元/畝。種糧利潤薄，地租出到1000元，就基本沒錢賺啦，咋跟種菜的比？
在離耿愛麗流轉地不到2公里的大辛莊村華豐果蔬專業合作社，去年承接了1200多畝流轉土地種甜瓜、蔬菜，地租價格為1200元/畝。由于價格高，周邊不少農民都愿把土地流轉出來，合作社今年準備把面積再擴大3000畝。耿愛麗說：“最近不少農民都來找我，說要么終止流轉合同，把地轉給華豐合作社，要么你就自己抬價！”
在河南滑縣、武陟縣、安徽界首市等地農區，地租成本一般占到大戶種地投入的一半左右，地租價格提高，明顯擠壓了農民種糧利潤。安徽省界首市光武鎮種糧大戶齊崗說：“種糧一年趕不上種菜一月，糧食一畝地年均純收也就1000元不到。如果土地租金被‘非糧’農地抬高兩三百元，種糧就更沒賺頭啦。”
與此同時，在一些“非糧”流轉較多、土地資源相對緊張的地區，還出現種糧大戶和“非糧”大戶“爭地”的苗頭。例如，在安徽阜南縣柳溝鎮大徐村小麥專業合作社流轉了近5000畝地，近幾年糧食收購價上漲較快，合作社效益比較好，今年曾準備再擴大800畝土地。但合作社社長徐猛說，現在不少“非糧”流轉農戶也想擴大規模，我們往往爭不過。“撿”些零散土地種糧，還要靠村干部一家一戶“撮合”。
不少種糧大戶擔心，由于種糧收入與“非糧”流轉收益差距較大，隨著農村土地流轉速度不斷加快，“非糧”流轉規模可能會進一步擴大，將會對農民種糧收益和生產積極性構成很大壓力。
據重慶市農委統計，目前重慶大戶種糧土地85%以上依靠流轉，年均地租成本已有400多元，而種糧大戶每年畝均純收益只有200元左右，遠低于“非糧”流轉收益。
“為鼓勵農民種糧，雖然國家也有種糧直補、良種補貼等扶持政策，但資金主要補到了承包戶農戶頭上，流轉土地規模種糧的大戶難以享受國家補貼。”安徽省界首市農委主任呂森認為，近年來不少地方提出發展現代特色效益農業，對蔬菜、水果、花卉等扶持力度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使農民種糧比較效益進一步下降。
而在一些地方，政府對土地流轉支持政策趨于“一樣化”，甚至部分經濟作物補貼還要高于糧食，更不利于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例如，在重慶一些區縣，柑橘規模種植的優惠政策比種糧還多：柑橘每畝不僅可以獲得500元財政補貼，還能獲得每畝250元的種苗補助，遠高于種糧補貼標準。
“種糧患上‘缺血癥’，不靠高利貸不行”
在土地流轉加快、農資價格節節攀升、種糧成本居高不下的情況下，種糧大戶資金需求量增加，普遍感到資金吃緊。為了種糧，不少大戶不得不四處借債，甚至靠借高利貸種地。
從2009年起，重慶永川朱沱鎮農民梁自然轉包了1萬多畝土地種糧，每年投入都在1000萬元以上。種糧3年多，梁自然天天為錢發愁，一半以上的精力都是在跑銀行申請貸款，卻一無所獲。2012年，由于種糧資金鏈斷裂，梁自然最終破產，流轉的土地不少已經荒蕪。
“以前包三四十畝地，資金投入不多，還可以自己解決。但現在我的土地轉包面積已超過1200畝，每年投入接近150萬元，種糧已經患上了‘缺血癥’，不靠高利貸不行！”安徽省界首市蘆村鎮蘆村村農民王明杰說：“到信用社貸款很難，農民沒有抵押物，沒人給你貸款。”去年王明杰為了種糧，找遍10多家親戚，東拼西湊才湊齊40多萬元，最大的一戶借了10萬元，其余兩三萬元不等，每家每戶都要挨個打欠條、簽字蓋章。
重慶江津區石蟆鎮種糧大戶陳立群去年種地賺了10萬元，高利貸利息就還了3萬多元。即便高利貸“吞噬”了大量利潤，他還是說，跑農村商業銀行貸款，只能貸到兩三萬元，“程序還很繁瑣”，完全是“杯水車薪”。要解決資金困難，找民間高利貸是唯一辦法。
不少種糧大戶擔憂，高利貸種地蘊含很大風險：資金投入過大，一旦遭遇天災人禍，種糧大戶多年積累可能一夜之間“血本無歸”。還不上高利貸，則很有可能成為“壓倒農民的最后一根稻草”。
由于農業生產自身的高風險性，決定了農業信貸項目風險高，不可預見性大，這與商業銀行資產運行的安全性、流動性、盈利性需求產生矛盾。陜西省涇陽縣中張鎮西王村種糧大戶張高民苦笑著說：“我去銀行貸款，銀行的人說，種個地貸什么款！”
針對高利貸種地的難題，不少種糧大戶建議，應對農民生產貸款實施基準利率，差額部分由財政貼息，從而刺激農民從正規金融機構貸款。同時，從惠農、保障糧食安全的角度出發，農民種糧應當享受基準利率甚至更低利率，國家可給予銀行貼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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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高質低 發育乏力 管理失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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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專業合作社“大躍進”藏隱憂 |
《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期在滬魯豫陜贛渝等地采訪了解到，當前各地農民專業合作社已進入高速發展期，對推動農業組織化社會化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爆發式增長背后所隱含的小、弱、假、散情況仍未改觀，合作社發展面臨先天不足、發育乏力等問題。專家和基層干部建議，合作社發展亟需量質并舉、固本強基。
合作社成了空架子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各地合作社發展普遍進入高速增長期。數據顯示，2008年以來，上海市合作社以每年近千家的速度突飛猛進，到2012年底，在工商登記的合作社超過6000家。同期陜西合作社登記數量達1.89萬家，覆蓋到60%以上的行政村和15.8%的農戶。
但與此同時，合作社所面臨的“量高質低、實力偏弱、組織松散”困境也日益顯現，甚至一些合作社成為徒有虛名的“空殼合作社”。上海市農業產業化辦公室副主任金堯說，全市6000家合作社中，在農業部、上海市農委能夠查得到，可以提供各方面信息的只有3200家，而且二者之間的數字鴻溝越拉越大。很多合作社規模過小，“由10個成員組成的小合作社占了大多數，在市場競爭中基本沒什么優勢。”
陜西省楊凌示范區楊陵區大寨鎮西小寨村村民李振華擁有2個標準化溫室大棚，談及自己所在的合作社，李振華頗有些無奈，“日常生產靠自己，銷售也得自己跑，合作社基本就是個空架子，理事長連自家大棚都顧不過來，哪里還顧得上我們。”
山東省濟南市歷城區港溝街道辦黨工委副書記曾現權說，合作社門檻很低，5個人拿身份證復印件就可以辦理，不需要驗資，沒人去查經營管理情況，也不需要年檢，很多地方合作社都是“一哄而上，上而不動”。
記者在贛陜渝等地了解到，“合作不全面、運作不規范、市場競爭力弱、帶動作用不明顯”，成為各地合作社發展中普遍存在的“幼稚病”。陜西省渭南市農經局局長劉紅武說，渭南多數合作社仍以信息技術服務和賣農產品為主，只是對產品簡單包裝或向市場提供初級原材料，達到產供加銷全方位合作的只能占到10%左右。
“注冊標準、資金門檻都沒有明確界定，出資額度的‘水分’很大，理事長報多少就是多少，許多徒有其表的合作社完全沒有實際作用！”山東省一家合作社理事長感慨地說。
先天不足 發育乏力
陳光晃是江西省萬載縣紅光中央農民專業合作社負責人，合作社擁有1600畝土地，今年準備擴大規模，但卻被土地“卡住了脖子”。“當地農民對土地很依賴，挨家挨戶做工作很難，土地成了‘插花田’，大型機械無法應用。流轉期限大多只有三五年，想搞點設施建設也不敢。”
在土地流轉困難的同時，基礎設施滯后、人才匱乏使許多合作社在成立時就面臨“先天不足”的尷尬。存儲、晾曬、冷藏等加、銷環節配套設施不完善，讓合作社經濟效益大打折扣。
陜西省涇陽縣海普糧食合作社理事長張高民算了一筆賬：“合作社沒有固定倉儲、晾曬場地，每年因晾曬問題玉米壞糧率達到20%到30%。去年我種了800畝玉米，只收了100畝，其余都讓周邊養殖戶低價從地里掰走了，光這一項就少收入21萬元。”
同時，由于人才匱乏，合作社發展面臨的技術、管理、營銷難題日益顯現。近年來，盡管各地通過“陽光工程”等加強了對新型經營主體的培訓，但由于培訓內容與實際需要脫節，農民參加的積極性普遍不高。重慶涪陵區石沱鎮光明村大戶劉忠志說，如何降低成本、如何提高合作社管理規范性、如何有效與市場對接，這些最迫切解決的難題卻是培訓的“空白”。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當前合作社運營中普遍存在四大問題，一是多數合作社仍不能與成員建立緊密的利益聯結機制，缺乏完善的二次分配機制，違背了合作社“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設計初衷；二是企業辦合作社現象普遍存在，涉農公司經理兼任合作社理事長，名為合作社實為股份制或個人企業，社員權益無法得到保障；三是產權不明，管理失范。多數合作社沒有建立賬目、沒有財務決算，成員的注資額、交易量、公基金份額都無法核算，社長“一言堂”情況突出；四是融資不暢。記者調研途中幾乎每到一地都會聽到合作社“融資難”的抱怨，盡管近年來國家不斷出臺金融支農政策，但由于缺乏有效抵押物，金融機構出于風險控制考慮，并不愿將資金貸給合作社。
金堯介紹說，上海市進行審計時發現，有的合作社無抵押貸款被挪用到合作社背后的公司使用；給一些項目提供的運輸工具、冷庫改造等優惠政策，被少數人控制獲益。“上海出臺扶持政策時，沒有強調財務健全、成員賬戶健全、收益分配制度健全等，政府的錢沒有發揮作用。”
亟須量質并舉固本強基
部分專家學者、基層干部、合作社社員表示，合作社是發展現代農業、提高農業組織化社會化的有效途徑，但當前不宜片面追求合作社數量增長，應進入“量質并舉”階段，建立淘汰機制固本強基，并避免國家相關扶持措施被地方“軟落實”。
劉紅武表示，合作社扶持思路應從“扶大”向“扶強”轉變，建立含有業務輔導員、技術指導員和扶持項目的省市縣三級責任制，培育一批合作全面、聯結緊密、運作規范、帶動作用強的示范合作社，財政安排資金用于合作社建設和培訓指導等專項內容。
“作為新的經濟合作組織，在政策層面，合作社顯得有些不倫不類。發改委、財政部、商貿流通領域的項目，都與合作社無關。”陜西省華縣農業局局長程西鵬認為，應建立補貼制度與合作社帶動作用之間的聯動機制。
“應當實施項目支持，落實項目主管部門的責任，對大戶、合作社以項目申報制的方式予以補貼，并引入事中評估機制，例如合作社發展到一定規模之后，進行事中評價，防止騙取資金的情況。同時，建立合作社的退出機制，淘汰一批‘假合作社’、‘空殼合作社’。”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教授賀東航建議。
楊凌示范區農林局副局長李冠明表示，應加強對專業合作社負責人、農村經紀人的規范化培訓指導工作，并強化營銷、管理方面的培訓。借鑒“大學生村官”模式，鼓勵大學生到合作社任職；鼓勵農民通過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成立專業合作社；或鼓勵專業合作社通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作價出資，實現增資擴股，以壯大發展規模。
針對各地普遍存在的合作社“融資難”問題，專家建議，應明確合作社作為新型主體的地位，對其生產型貸款實施基準利率，差額部分由地方財政進行貼息，并運用稅收政策杠桿，減輕專門從事農村金融服務的農村信用社涉農貸款的稅負。同時，鼓勵和支持建立民間農貸擔保公司，解決農民貸款擔保難的問題。加強農村信用體系建設和信用檔案建設步伐。
陜西省農業廳農經處處長陳文說，目前圍繞合作社的法律法規已相對完善，重點在于出臺促進其發展的政策措施，鼓勵合作社拓展合作領域，如通過開展內部信用合作解決成員短期生產性資金缺乏的問題，通過進入農產品加工領域帶動農民更多分享農產品增值收益，通過合作社之間的再聯合增強其自身實力。（本版稿件均由李松、張興軍、陳晨、郭遠明采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