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個海關特殊監管區，28.78平方公里。從面積上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并不大。由于位置比較偏遠，人口也不多。專家指出，試驗區要想成為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聚焦點，必須在投資、金融等方面有著深層次的開放，必須調動各類企業和金融機構的積極性。

　　貿易便利化推動服務貿易大發展

　　顧名思義，貿易便利化是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最基本的功能。
　　今年7月底，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當前我國經貿環境復雜嚴峻，進出口增速均明顯放緩。要通過制度創新，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增強企業競爭力。
　　在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的過程中，海關特殊監管區曾經發揮過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國的海關特殊監管區已有約110個，但這些區域實行的仍是“境內關內”政策，而國際通行的自由貿易區則實行“境內關外”政策，即放開一線(國境線)，管住二線(與非自由貿易區的連接線)，在區內免除海關通常監管。
　　上海保稅區域協會會長卞祖耀表示，未來在試驗區內，將按照“一線逐步徹底放開，二線高效管住，區內自由流動”的要求，改革現行的一線進境貨物“先申報、后入區”的海關監管模式，允許企業“先入區，再申報”，最大限度地提升一線進出境便利程度和物流效率。
　　業內人士指出，除了提高貿易便利化程度外，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還可以探索功能的拓展，在新型貿易業態先行先試。近年來，上海外高橋保稅區在融資租賃、期貨保稅交割、維修檢測等方面展開了深入探索，但在服務貿易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比如文化貿易。一家拍賣公司如果在試驗區內從事進口文化產品的拍賣業務，進來可以不納稅，出去再完稅，拍不出去還可以不完稅。但在其它地方，如果拍不成再倒回去，會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情。
　　此外還有商貿服務。上海浦東新區副區長劉正義此前表示，將以上海建立自由貿易試驗區為契機，探索打造上海首個兼具免稅、保稅和完稅功能的展示交易綜合試驗店。研究開展第三方支付機構的跨境電子外匯支付試點，適應電子商務的迅猛發展和進口消費品快速增長的需要。

　　投資自由化賦予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大腦”功能

　　近期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在討論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時，將“轉變政府職能，探索負面清單管理”放在首位，顯示改革創新才是試驗區的重心所在。
　　所謂“負面清單”，實際上是定出一個投資領域的“黑名單”。在這個名單之外，“法無禁止即可為”。相比現行的投資審批體制，這種“放權”無疑將大大提高企業的投資自由度。
　　從現實情況看，對企業管制過多，大大限制了其經營活力。以上海為例，雖然吸引的跨國公司地區總部超過400家，但這些總部絕大多數是行政性質的，缺少有實際價值的資金運作，這對上海建設“四個中心”是不利的。
　　一位跨國公司高層說，中國能吸引如此多的跨國公司地區總部，主要原因是中國的市場非常大。但就營商環境而言，包括上海在內的中國一線城市，離新加坡等亞太競爭對手仍然有相當的距離。“中國的地方政府應該擺脫以優惠政策來招商引資的思維，改為提供高效透明的行政服務。現階段過多的條條框框，不利于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發揮應有的功能。”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認為，在自由貿易試驗區內，以政府放權為標志的改革將進一步深化。原先受到較多管制的創新類金融服務、商務服務、文化娛樂教育和醫藥醫療護理業等，將獲得很大的發展機會。
　　要讓政府的放權具備可持續性而不是一場運動，法制化是必然的要求。對此，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擬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關于授權國務院在試驗區內暫停實施外資、中外合資、中外合作企業設立及變更審批等有關法律規定的決定草案。
　　一位改革專家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這一決定非常具有針對性。“上世紀80年代，我國的法律體系很不健全，那時候改革的自由度非常大。到了90年代，我國進入立法高潮期。但我國的立法多是當事人起草，如海關起草海關條例、商務部起草外經貿條例，很多部門利益通過立法固化下來，改革很容易觸碰到法律法規限制，這也是當前改革進入‘深水區’的表象之一。”
　　“不突破現有的法律框架，試驗區的制度優勢不可能體現出來。”一位民營企業家說，國務院常務會議的決定，將從“頂層”強化對改革的法制保障。

　　金融國際化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服務

　　加快金融開放，推動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是業界對于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最重要的期待之一。
　　上海春宇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專注于為外貿企業提供報關、退稅、租船等一站式服務。春宇董事長薛光春說：“如果未來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那相關的外貿企業可以減少匯兌成本，可以到境外融資降低資金成本，同時大大減少通關、退稅等‘程序成本’。”
　　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無疑是一個方向，問題主要在開放的路徑和節奏上。受訪者普遍認為，推動中國企業的長期對外投資應該是其中的一個優先選項。
　　上海交通大學現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麗說，中國高達3.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以及很多行業普遍存在的產能過剩現實，都意味著“走出去”是一個大方向。根據潘英麗的研究，未來五年是中國資本輸出的最佳時機。因為如果美國量化寬松政策退出，美元會有一段升值期，中國可以在美元比較值錢的時候把一部分外匯儲備花出去。
　　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首先要放松資本輸出的障礙。長期以來，我國外匯管理制度鼓勵資本流入，限制資本輸出。因此，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首先要清除資本輸出方面的限制，為對外投資提供更大的便利。
　　在服務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方面，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可以起到“橋頭堡”的作用。“我們可以鼓勵企業把海外并購主體落戶試驗區，同時在試驗區內聚集一批為海外投資服務的金融機構、咨詢公司等，方便企業獲得并購貸款和相關風險評估。”一位民營企業家表示。
　　有分析指出，在試驗區內推動金融開放，必然會遇到一些不可預知的風險。這要求我國提高相應的市場監管能力，以及建立必要的風險干預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