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辜勝阻在參加經濟觀察報“2012-2013最受尊敬企業頒獎典禮”時表示，1978年到1992年是中國經濟1.0版，從1992年到2012年十八大召開是經濟的2.0版，那么未來十年是打造經濟3.0版的十年，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亟需企業轉型。　　
　　辜勝阻認為，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具有必然性，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中國低成本的低價工業化模式難以為繼。我國工業化發展主要依靠廉價的勞動力成本、廉價的環保成本，廉價的資源成本，特別是土地資源的低成本。低價工業化模式的特點是“五低四高”，即低成本、低技術、低價格、低利潤、低端市場；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經濟發展大而不強，快而不優，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全球價值鏈受制于人。iphone手機的利潤鏈，美國蘋果公司占據58.5%利潤，韓日等國家占據10%利潤，而中國只賺2%利潤。
　　二是中國“半城鎮化”或沒有市民化的城鎮化發展模式不可持續。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國的城市化與美國的高科技發展將是影響21世紀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兩件大事”。而當前中國大量的農民工實現了地域轉移和職業轉換，但身份和地位沒有轉變。中國有2億多生活在城鎮里的農民工沒有城鎮戶口，不能完全享受城鎮居民待遇，出現了“就業在城市，戶籍在農村；工作在城市，家屬在農村；收入在城市，積累在農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農村”的“半城鎮化”現象。　“半城鎮化”背后的代價是大量的“三留人口”及農村空心化問題。
　　三是中國傳統的“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波特曾經把國家競爭優勢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要素驅動”階段、“投資驅動”階段、“創新驅動”階段、“財富驅動”階段。“要素驅動”發展模式主要依靠廉價勞動力形成的人口數量紅利和城鎮化進程中的土地紅利等。克魯格曼認為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只相當于美國的4%。而現在中國勞動力成本不斷提高，企業面臨很高的用工成本。從“投資驅動”來看，為應對金融危機而實施的財政刺激政策，力挽狂瀾，成功實現了保增長目標。但這種“投資驅動”也帶來了諸多負面效應，如嚴重的產能過剩、房市泡沫、政府債務風險、低效投資、過高環境成本和大量貨幣投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