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8日歐美雙方就美國秘密監控其他國家一事舉行安全會議的同時，《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首輪談判也如期進行。
　　大西洋兩岸的貿易官員和專家相互握手寒暄，證明近期曝光的“棱鏡門”僅僅是個略微敗興的插曲。

　　孕育全球最大自貿區

	6月18日，在英國北愛爾蘭西部厄恩湖，英國首相卡梅倫(左)、美國總統奧巴馬(中)和法國總統奧朗德參加八國集團峰會工作會議。新華社/法新

　　6月中旬，歐美領導人在英國北愛爾蘭西部厄恩湖舉行的八國集團峰會一個新聞發布會上宣布啟動談判決定。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當天說：“今天對于歐美關系來說是特別的一天。我們宣布歐美將開始‘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的談判。”美國總統奧巴馬說：“這是千載難逢的機遇，我們決意抓住它。”
　　據歐盟委員會介紹，歐美自貿協定談成后，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將誕生。該協定讓歐美市場融為一體，包括相互開放銀行業、政府采購等，統一雙方的食品安全標準、藥品監管認證、專利申請與認證、制造業的技術與安全標準，并實現投資便利化等。　
　　美國白宮也發表聲明說，TTIP將是一個宏偉、全面和高標準的貿易與投資協定，旨在促進美歐經濟增長。
　　聲明特別提出TTIP談判的八個目標：一是進一步開放市場。歐盟是美國最大出口市場，2012年美國出口到歐盟的商品與服務高達4580億美元。二是加強以規則為基礎的投資，增進美歐投資關系。截至2011年，美歐相互投資規模高達3.7萬億美元，有著世界上最龐大的投資關系。三是消除所有貿易關稅。四是處理非關稅壁壘問題，包括阻礙農產品流動的貿易壁壘。五是增進服務貿易市場準入。六是通過加強兼容性、透明度與合作，大量減少監管與標準方面的差異，同時維持衛生、安全與環保方面的高標準。七是制定全球關注的規則、原則與新型合作方式，包括知識產權和市場機制等議題。八是促進中小企業全球競爭力。
　　倫敦經濟政策研究中心3月發表了《降低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障礙》報告。報告以國內生產總值變化為表現形式，預測了TTIP在不同方案下對社會經濟的促進作用。如果只取消關稅，報告作者預計可每年額外推動歐盟經濟增長0.1%(238億歐元)，推動美國經濟增長0.04%(94億歐元)。“在廣泛”方案中，假設取消98%關稅、商品和服務貿易中25%、政府采購中50%的非關稅貿易壁壘，歐盟GDP將增加0.48%(1192億歐元)，美國增加0.39%(949億歐元)。
　　不過，根據歐洲智庫貝塔斯曼基金會的研究報告，鑒于TTIP談判的復雜性和困難程度，奧巴馬政府提出在2014年底之前達成“全面”(comprehensive)協議的目標根本不可能實現。到2015年底或2016年底達成“初步”(moderate)協議是有可能的。
　　報告預計“初步”協議將削減多個產業的關稅。目前，美國平均關稅2%，歐洲平均關稅4%。盡管總體而言，關稅水平并不高，但取消關稅仍有重大意義，因為一來美歐之間貿易規模巨大，二來為下一步的深入談判打下了良好基礎。“初步”協議也可能包含放松美國能源出口管制的條款。美國頁巖油氣革命以來，石油產量達到17年來最高水平，但美國法律禁止出口原油，只能出口成品油，但原油產量遠遠高于煉油能力，俄克拉荷馬州等原油產地庫存積壓嚴重。放松能源出口管制的條款既有利于美國石油行業，也有利于歐洲多元化石油進口來源。
　　統一監管規定和標準是最重要的議題，但也是最難解決的，預計在“初步”協議中很難見到這些內容。某些內容即便不涉及敏感問題，但多年以來還是無法統一。比如家用電器電線的長度標準，美國是3英尺(約0.9米)，歐洲是1米。另外，相互承認彼此的藥品批準程序也將大幅節省藥品跨洋流通時間和成本。
　　英國《經濟學家》的一篇文章指出，歐美雙方在談判中將重點討論非關稅壁壘問題，如果能消除非關稅壁壘對大西洋兩岸貿易往來的束縛，雙方都能從中獲得巨大益處。倫敦經濟政治研究中心的研究結果表明，對歐美出口企業來說，非關稅壁壘實際上要比關稅更為沉重。比如向美國出口化學制品的歐洲出口商，面對的非關稅壁壘相當于在2%的關稅稅率基礎上又提升了19.1%。

　　美國難掩保護主義心跡

　　TTIP談判將自身定義為高標準的新一代國際貿易協定，這與美國跨國企業深入融合全球價值鏈的訴求密不可分。跨國運營的企業支持TTIP談判，希望取消關稅，方便生產要素跨境自由流動，同時在海外市場爭取“平等”的競爭機會。但許多扎根于本土的美國企業不希望放開市場，希望在TTIP談判中加入特殊保護條款。
　　從美國鞋業巨頭耐克與新百倫之爭即可一窺美國企業界對待TTIP談判的態度。為削減勞動力成本，耐克將運動鞋工廠遷往亞洲地區，在美國本土只保留產品設計部門。因此，耐克希望取消美國的鞋進口關稅。但新百倫堅持在美國與英國等勞動力成本更高的地區運營運動鞋工廠，希望通過保留關稅保護當地就業。相比之下，耐克在越南的工廠工人時薪只需不到1美元，而新百倫在美國新英格蘭地區的工廠工人時薪高達10美元，這還不算額外的員工福利。為保住新百倫在美國的工廠，美國現在對某些鞋的關稅高達67.5%。
　　主要代表美國跨國企業利益的美國國際工商理事會是TPP和TTIP談判的支持者。副總裁羅伯特·馬利根告訴記者，與關稅相比，美國國際工商理事會更關心與投資有關的議題，包括如何與國有企業公平競爭，如何建立投資者起訴國家的爭端解決機制，如何保護知識產權，如何避免強制本地化，如何便利信息與數據的跨境流動，如何統一監管規定等。
　　馬利根認為，要想達成談判，奧巴馬政府需要獲得國會貿易促進授權(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這項授權也叫做快速談判授權(Fast　Track　Authority)，是推動貿易與投資談判的最重要一步。國會在提供這一授權的同時，會提出一系列要求，包括在最終的談判協定中哪些條款可以有，哪些不可以有，哪些必須有，哪些必須沒有。由此可見，貿易促進授權實際上是國會給出的談判大綱。沒有談判大綱，奧巴馬政府向其他談判對象做出再多承諾，也無法保證談判協議能夠通過國會，承諾也就無法得以落實。因此，在重要的貿易與投資議題上，其他談判方不愿輕易做出讓步。
　　剛剛上任的美國貿易代表弗羅曼曾在參議院聽證會上表示希望獲得這一授權。馬利根希望奧巴馬政府能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獲得這一授權。奧巴馬之前的小布什政府和克林頓政府都從國會獲得過這個授權，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在內的貿易談判都是在獲得貿易促進授權的情況下達成的。但貿易促進授權在2007年7月1日終止了。馬利根表示，6年來國會議員組成發生了變化，許多議員的選區為保住當地就業并不希望開放美國市場，現在無法確定國會是否愿意給予奧巴馬政府貿易促進授權。即便給予這個授權，也不確定會附加哪些特殊保護條款。
　　從戰略角度看，從美國總統奧巴馬年初提交給國會的《2013年總統貿易政策議程》中可以看出，美國貿易政策的重中之重是出口翻番計劃，無論是TPP還是TTIP，都以實現這一目標為宗旨。這種強調出口、忽視進口的貿易政策顯然是重商主義的體現。
　　這種重商主義情結在美國貿易談判中根深蒂固。即便在一個全球化的經濟中，美國許多企業參與跨國運營和全球供應鏈，進口已經成為整個價值鏈的重要一環，但貿易談判仍然將增加外國市場準入作為一種功績，而將放開進口市場作為一種成本。
　　在中國雙匯收購美國食品企業史密斯菲爾德一案中，美國這種重商主義心態更是暴露無疑。美國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麥克思·鮑卡斯等人日前向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與貿易代表邁克爾·弗羅曼致信，表達了對雙匯收購案的擔憂。然而，擔憂并非源自收購案本身，而是認為中國企業通過收購美國公司進入了美國市場，因此要求美國政府借此對中國施壓，放松對美國農產品的進口限制。
　　實際上，重商主義是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思維的一部分。誠然，美國整體關稅平均而言保持在相對較低水平，許多進口配額也都早已取消，但這并不意味著美國已經摒棄了貿易保護主義，這一直是大西洋彼岸談判對手們擔心的一點。
　　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以許多隱蔽的形式存在，比如政府采購中的“購買美國貨條款”，高度保護民航與金融等服務業，農業補貼經久不衰，糖進口實行配額制度、對綠色能源給予補貼、進出口銀行提供優惠貸款、品種繁多的反傾銷稅、以公共衛生和安全規定等形式存在監管保護主義措施。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甚至會隱含在自由貿易協定中，比如原產地規則、知識產權與投資保護、勞工與環境標準和保護某些產業免于國際競爭等特殊條款。例如，美國與澳大利亞簽訂有自貿協定，但自貿協定中保留了美國糖的進口配額條款。美國對超出配額部分的糖征收高達62%的關稅。為保留這個條款，美國也允許澳大利亞對某些美國產品保留貿易壁壘。類似的貿易談判難題在當前的TTIP談判中也同樣存在。
　　從歐盟的角度看，美國國智庫凱托學會高級研究員丹尼爾·伊肯森認為，TTIP談判承載歐盟擺脫主權債務危機重返增長軌道的希望。此外，還有分析指出，歐盟謀求與美國簽署TTIP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有關《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的談判。美國目前正與澳大利亞、文萊、智利、馬來西亞、新西蘭、秘魯、新加坡和越南討論一項“高標準”協定。日本、墨西哥和加拿大也表達了對該伙伴關系的興趣。加拿大和墨西哥已經接到參與談判的正式邀請；2013年美國也同意日本參與其中，一旦TPP國家獲得進入美國市場的優先權，歐洲供貨商將在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　

　　搶占國際規則制定話語權

　　面對諸多新興經濟體在國際經貿體系中競爭力和話語權的提升，牢牢把握未來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的話語權和主動權是TTIP的重要目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歐盟貿易問題智囊此前曾私下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如果歐美現在不行動，10年、20年后將難再有機會。”
　　巴羅佐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歐美啟動自貿協定談判是以一種強烈的形式體現出雙方為塑造一個開放、基于規則的世界的決心。”歐盟理事會主席范龍佩則強調說，歐美自貿協定談判的目的是“讓歐洲和美國成為世界標準的設定者，這具有核心戰略意義。”
　　歐盟貿易委員德古赫特曾經在哈佛大學的一個演講中將TTIP比喻成“歐美所需要的新貿易規則的政策實驗室”，包括監管障礙、公平競爭政策、本土化要求等方面。他說，這些領域不一定是歐美之間存在的問題，但在全球層面十分重要。歐美的經濟總量意味著，許多想進入我們市場的國家將不得不遵守我們制定的規則。”
　　經濟競爭力不斷提升的中國等新興國家成了歐美開啟自貿談判背后的“假想敵”。德古赫特說，如今中國、印度、巴西在全球經濟中扮演的角色與數年前大不一樣，全球經濟重心正在轉移。美歐在跟這些國家深化關系的同時，更不應該忽視它們的新角色對歐美關系的影響。
　　美國馬歇爾基金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級研究員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歐美為研究TTIP談判可行性的一個高級工作小組在2月份提交的一份報告中涵蓋了諸多直接會影響到中國利益的建議，如原材料、本土化、國有企業補貼、市場準入、環境與勞工保護等。這份6頁的報告指出，歐美開啟自貿談判的三個原因之一是“應對歐美共同面臨的全球貿易挑戰”，包括“維護并提升高層次的知識產權保護”、“實現高層次的環境與勞工保護”、“一些新形式的反公平競爭的政策和行為，包括但不局限于為國有企業提供補貼和其他優惠措施、對稀有原材料的出口管制、本土化要求等。”
　　這位常駐布魯塞爾并為歐委會貿易總司提供咨詢服務的專家稱，上述這些話題就是針對中國的，雖然它們都不是歐美之間談判的首要話題，但是它們把這些話題列出來，就是想在認識、觀點上達成共識，然后把這些共識影響到多邊貿易體系以及國際治理。這位德國籍專家說，“上面提到的國有企業補貼、透明度、稀有原材料等話題，都可以在當前中美、中歐之間的經貿摩擦中找到具體案例。然而，如果歐美談成自貿協定后，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中國對歐美的出口，在歐美的投資，都會遭遇很大的障礙，中歐、中美之間的經貿摩擦會常態化。”
　　美國智庫凱托學會高級研究員丹尼爾·伊肯森直言不諱地說，美歐都希望借此減少跨大西洋的商業運作成本，并以此為基礎推動多邊貿易體系談判，同時平衡中國在國際貿易領域日益增強的影響力。歐洲貝塔斯曼基金會發現，一旦TTIP協議達成后，由于美歐之間貿易增加，德國與金磚五國的貿易量將下降10%，美國與金磚五國的貿易量將下降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