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月１日起，中國東部經濟大省江蘇將再次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其中南京、蘇州等一類地區從１３２０元調整為１４８０元，漲幅超過１０％。與此同時，四川、遼寧等１８個省區市也“集體”上調最低工資標準。
    除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出發點外，在新一輪最低工資標準提高的背后，是后金融危機時代企業面臨常態化“用工荒”壓力，以及政府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的現實需求。
    江蘇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相關負責人表示，眼下由于農忙，許多地方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用工荒”，尤其是在經濟開發區、制造企業和出口加工型企業，“招人難”現象更加凸顯。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用工荒”現象在長三角部分企業中逐漸增多，“招不到人”情況較為普遍。“企業用工荒的持續性出現與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和新生態農民工崛起有關。原有的勞務輸出地，近年來經濟發展下就業機會增多，不少工人已在當地就業；加之８５后、９０后農民工不再像父輩一樣，愿意從事操作工、建筑工等工作，用工荒是一場持久戰。”蘇州英格瑪人力資源集團董事長莊志說。
    “我在昆山打工已經６年，兩個月前回家，加班加點拿到的每月３０００多元的收入，扣掉交通、吃飯等基本費用，只剩下千把元，這幾年老家的企業多了，純收入和在蘇南差不了多少，還不用背井離鄉。”家在四川南充的農民工沈如海告訴記者。
    除提高勞動者收入水平的基本出發點，新一輪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實際上也是對企業現有用工狀況的積極回應。復旦大學社科部副教授邵曉瑩認為，在經濟穩中趨暖后適時適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是希望通過切實提高職工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用工荒”問題。
    一些企業家也認同這一觀點。仁寶資訊工業（昆山）有限公司人事處負責人表示，隨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員工的穩定性可以得到保證，由此節約因員工頻繁流動而不斷增加的招聘和培訓成本。
    來自民工和勞動力市場的反饋同樣印證這一點。“從開始出來打工到現在，工資最早是４５０元，后來慢慢漲到９６０元，聽說現在工資要漲到近１５００元了。１５００元對我們在外面打工的人來講肯定是好一些。估計村里鄉親也會有人再考慮出來打工的。”在南京一家物業公司工作的農民工陳亮軍說。
    除滿足居高不下的用工缺口，隨國家經濟結構調整步伐的加快，提高工資標準對于淘汰單純依靠勞動力成本優勢的低端產業，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作用也越來越明顯。
    “企業短期內可能會面臨生產成本上升的問題，但這也會促使企業加大研發力度,提高產品附加值。”邵曉瑩說。
    莊志表示，新一輪最低工資標準的調高，對于一些低附加值、利潤率較低的產業來說無疑會有所影響，但這是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發展方式轉變必然要經歷的過程。“這種倒逼機制，將推動產業升級,加快結構調整。”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一些企業主認為，提高最低工資產生的倒逼效應，會給企業帶來更大的競爭壓力，要想在未來發展中保持不敗之地，就必須加大企業研發力度，提高產品附加值。
    接受采訪的專家一致認為，作為收入分配領域里的一項重要改革，新一輪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不僅會在勞動力市場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更將為年內擴大內需、提振消費打開一扇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