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人口紅利進入“末端”，但專家認為，可通過農民工市民化等途徑提高勞動參與率，提高勞動者素質和技能，從數量型向質量型人口紅利轉變，深挖中西部地區的潛力，同時適時“微調”人口政策，釋放“第二輪”人口紅利。
途徑一：提高勞動參與率
“釋放新的人口紅利最直接的就是改變勞動力的供給，雖然總量難以改變，但可以提高勞動參與率。”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說。
伴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推進，提高農民工的勞動參與率被認為是第二輪新人口紅利的重要方面。
全國社保基金全國理事會黨組書記戴相龍認為，盡管我國面臨人口紅利進入“末端”，但中國人口老齡化跟西方發達國家比還是初期，而且今后二十年中國將有２億農民進城，有１億多農民將成為城里的勞動力。
“這些年城市新增人口主要靠農民工數量的增加。”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２００２年－２０１１年，我國城鎮化率以平均每年１．３５個百分點的速度發展。２０１１年外出農民工占全部城鎮人口的２３％，為我國城鎮化率貢獻了１１．８個百分點。
蔡昉說，農民工已經成為中國勞動力的主體，城市就業中存量有三分之一都是農民工，增量有三分之二是農民工。
據蔡昉估算，我國當前務農勞動力的比重還有３４％，如果按照他們的勞動時間來計算，事實上只需要２４％。因此農村還有１０到２０個百分點的勞動力有待轉移。當務之急是如何提高他們的勞動參與率。
但是由于戶籍制度等城鄉二元結構，約１．６億農民工沒有完成市民化，無法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務，一旦宏觀經濟遇到周期性波動，就業崗位減少，農民工自然就返鄉，導致農民工勞動參與率降低。
據國家統計局調查，２０１１年，在本鄉鎮就業的農民工中，４０歲以上的占６０．４％，而在外出農民工中，４０歲以上的僅占１８．２％。蔡昉認為，以市民化為核心的城市化，無疑可以穩定農民工的勞動力供給，提高實際勞動參與率，產生提高潛在增長率的積極效果。
“進城農民工通常４０歲左右就回鄉了。如果能加快改革戶籍制度，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農民工就能干到６０歲，勞動參與率將隨之增加，也可以拉動更多的勞動力轉向非農產業。”蔡昉說，如果在２０１１年－２０２０年期間，每年把非農產業的勞動參與率提高１個百分點，年平均ＧＤＰ潛在增長率可以提高０．８８個百分點。
途徑二：釋放“質量型”人口紅利
據國家統計局調查顯示，目前我國農民工以初中文化程度為主。其中，沒有參加過任何技能培訓的農民工占多數。農民工就業情況仍以制造業、建筑業和服務業為主。
“農民工不能總是干磚瓦活。”經濟學家、春華資本集團董事長胡祖六說，應該創造更為高端的手藝業吸納進城的農民工，同時通過依靠提高農民工的技能和素質釋放新的“人口紅利”。
“第一次人口紅利終究要消失，但是勞動力素質可以加快提高，第二次人口紅利可以是無限量的。”蔡昉說，根據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期間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增長速度預測，２０２０年中國２５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將達到８．６３年。
中國勞動力數量不再具有絕對的優勢，保持單位勞動力成本優勢的關鍵則在于勞動者受教育水平和技能的不斷提升。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認為，從國外引進一些技術或高端人才畢竟是少數，提升人力資本主要靠內生，靠提升廣大勞動者的素質和勞動技能。
印度是目前世界上擁有最大的“人口紅利”國家之一。印度工商聯合會秘書長Ｄｉｄａｒ Ｓｉｎｇｈ說，現在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齡是２８歲，５１％的人口在２５歲以下。預計到２０２５年，印度將會提供１．３億國際勞動大軍。
“但這些勞動力如果沒有技能，反而會帶來巨大的就業問題和負擔。”他說，印度政府正在大力行動提高勞動者技能。
蔡昉建議創造有利于人力資本積累的政策環境。政府通過增加公共投入，降低家庭和個人的教育和培訓支出比重。同時，通過勞動力市場制度建設，提高人力資本回報率，引導家庭和個人對人力資本投資。
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院長鄒農儉認為應該高度重視農民工的職業培訓。“勞動技能在勞動者的就業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途徑三：中西部地區仍有“挖潛”空間
我國地區之間在發展階段上的差異，也導致中西部地區在人口轉變過程中處于相對滯后的階段，因此中西部地區的人口紅利仍有一定的“挖潛”空間。
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為５．０５‰，東部地區平均為４．６８‰，中部地區平均為４．７３‰，西部地區為６．７８‰。而中西部地區的人口撫養比也仍然低于東部地區。“在人口紅利總體而言即將消失的同時，中西部地區尚有潛力可以挖掘。”蔡昉說。
目前沿海地區的農民工很大部分來自于中西部地區。２０１０年全部１．５３億離開本鄉鎮６個月及以上的農民工中，中西部地區占６８．２％，農民工中跨省流動的比例，中部地區為６９．１％，西部地區為５６．９％，其中大量的是流向東部地區。而東部地區內部的勞動力流動，也表現為從不發達地區到發達地區的模式。
“挖掘勞動力供給潛力，主要是進一步推動中西部地區農業勞動力轉移。“蔡昉說。
蔡昉認為，中西部地區勞動力成本將保持相對低于東部地區。那些年齡偏大的農業剩余勞動力，一旦在家鄉就可以找到非農就業機會，會樂于接受大大低于東部地區的工資水平。因為中西部地區較低的生活費用，以及勞動者無需克服跨地區流動的物質費用和心理成本，都等同于提高了實際工資率。
湖南農民工張旭前幾年一直在江蘇打工，多的時候一個月能掙上四千多元，去年回到老家找了份２０００多元的工作，“綜合考慮，還是在家比較劃算。”
途徑四：適時“微調”人口政策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重申將繼續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同時亦強調，適應人口總量和結構變動趨勢，統籌解決好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和分布問題，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再過十多年，中國人口總量開始下降，如何改善人口政策是個大問題。”戴相龍說，我國在“十二五”期間在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前提下，可能將適時對人口政策進行“微調”。
遲福林認為，目前人口紅利遞減，以及人口老齡化，需要著眼于未來１０－２０年重新制定人口戰略，需要從提高人口素質、提高人力資本的角度考慮，由人口大國轉變為人力資源大國強國。
“我國的人口政策應盡快實現從控制人口數量向優化人口結構，提高人口質量的轉變，實現人口的均衡發展。并以此為重點，全面規劃人口計生問題的發展。”遲福林說。
遲福林建議，應由單一計生工作向統籌解決人口素質問題轉變。提高我國人口素質不僅僅是生育環節，還包括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就業等多方面的內容。因此，需要客觀分析人口計生網絡和相關部門在控制人口數量和提高人口質量方面的作用，加快人口政策轉型；通過人口生育政策的調整來緩解我國人口低增長，老齡化的人口發展趨勢。
此外，遲福林建議，通過人口管理體制改革，使城鎮的流動人口尤其是進城務工人員享受到城鎮戶籍人口一樣的教育、醫療、就業等基本公共服務，提高他們的整體素質；通過建立一套有效的農村公共服務體系，使得養兒防老等現象的內在壓力得到有效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