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重工近日以發布媒體通稿的形式回應了本報對公司2012年及2013年一季報進行的解讀，公司董秘肖友良也在接受相關媒體采訪時聲稱“因地質結構原因不建(巴西)工廠”的說法不實。不過，結合此份回應及肖友良的說法來看，恰好印證了本報5月3日對三一重工巴西項目及業績“摻水”的質疑。
　　按照肖友良的說法，2010年2月22日，三一重工確定投資巴西；2010年12月完成位于圣堡羅州的800畝土地征地工作，并著手土地平整和廠房建設。在完成土地平整后，因經濟危機三一主動調整了在巴西的廠房建設節奏，但生產經營一直在正常開展中。2011年1月18日，三一重工巴西本地生產的首臺挖機就已下線，半年后巴西工廠生產的第100臺挖掘機下線。三一重工從進入巴西以來，連年實現贏利。“在廠房建好前，為滿足當地市場對三一產品的旺盛需求，目前我們在巴西租用了廠房進行生產，根本不存在地質結構原因不建廠一說。”
　　在此，本報記者發現肖友良有意模糊了產品來源。“2011年1月18日的首臺挖掘機”和“半年后的第100臺挖掘機”兩者中何為“三一重工自建工廠”生產，何為“租賃廠房”生產？如果均為自建工廠生產，那么，從2010年12月“完成位于圣堡羅州的800畝土地征地工作，并著手土地平整和廠房建設”， 到2011年1月18日便實現“巴西本地生產的首臺挖掘機就已下線”，僅僅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如此神速近乎天方夜譚！如果均為租賃廠房生產，則有借租賃廠房“避實擊虛”之嫌，這恰好說明公司在巴西的廠房存在“難言之隱”。
　　更多無法自圓其說之處在于，既然已承認“因經濟危機三一主動調整了在巴西的廠房建設節奏”，卻又何以充滿矛盾地辯解“在巴西租用了廠房進行生產”？更詭異的是，本報記者的質疑是針對三一重工巴西項目自2010年以來的完整進程的，但公司卻很有技巧地僅僅回應了2011年1月18日起半年內的生產情況，避而不談自2011年7月18日起始到2013年5月3日為止的近兩年時間的生產量。
　　海關的出口數據或許可以幫助解開謎底。三一重工挖掘機2010年出口巴西166臺，2011年出口巴西308臺，2012年出口巴西409臺，2013年一季度出口巴西33臺。既然有了所謂的巴西工廠，為什么三一重工對巴西的出口量反倒比沒有巴西工廠的2010年出口量更大呢？而更令人關注的是，當初為此投資的兩億美元的去向。　
　　就本報記者對三一重工一季報“應收賬款高達225億元，比報告期初數據快速增長50.3%”的質疑，肖友良的回應是，因為季節性規律影響，各年度一季度應收賬款均會有較大幅度增長，在四季度則將大幅減少，“本年度因為公司更加強應收賬款控制，應收賬款增長幅度明顯小于上年同期。”但問題是，與同行業企業規模大致相同的中聯重科及徐工機械(不到15%)相比，三一重工的應收賬款增幅依舊偏高。
　　事實上，替三一重工銷售產品的幾十家銷售公司，基本上是原來三一重工各地分公司的翻牌公司，其中如江蘇三一工程設備有限公司董事長鄧富義和北京三一工程機械有限公司董事長喻明忠，更是同時擔任了三一重工總裁助理。通過所謂改制，從而使得銷售體系在體外循環，客觀上把銷售體系演變成了客戶終端，把原來必須完成用戶實際購買才能計入銷售業績改變為自己控制下的銷售公司“幫忙”就可以完成銷售業績，銷售上的“數字游戲”有虛增收入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