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春季會議期間，知名學者和財經高官探討的一個前沿議題是在危機后反思宏觀經濟政策。此輪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烈度史無前例，也給宏觀經濟政策制定者的傳統思維框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
　　首先，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的交叉傳染，使政策當局需反思管理兩類風險各自為戰的傳統做法，跨界思維提上日程。此外，居民資產負債表和公共資產負債表的聯系程度也在加深。金融危機后，美國成立的跨部門金融監管協調機構“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FSOC)就由美國財長擔任“班長”，修復美國居民在危機中受損的資產負債表是經濟新復蘇的前提。
　　在美歐，“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機構造成的系統金融風險，最終都與財政風險交叉傳染。政府直接和隱性的救市計劃使得公共財政資產負債表質量下降。部分發達國家的高公共債務風險和過分依靠市場融資的局面，又與金融市場波動形成負反饋循環。
　　其次，貨幣政策工具的功能和邊界引發熱議，但IMF總裁拉加德認為這種爭議尚無定論。在發達國家債務高攀和財政政策空間局促的背景下，貨幣政策工具在美、英、日成為重炮手，當傳統的利率政策已經觸及零邊界之后，大規模購買國債等資產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頻繁使用，將貨幣政策帶入拉加德所說的“未知海域”。專家認為，當量化寬松政策已滿“四周歲”之后，其潛在的破壞效應顯現，財政債務貨幣化的傾向使得發達國家央行獨立性備受質疑。
　　IMF首席經濟學家布朗夏爾強調日本等國的量化寬松政策是別無選擇的政策工具，但艾倫·梅爾策(Allan　Meltzer)等學者則針鋒相對地批評量化寬松正在扭曲市場機制。IMF的最新研究顯示，量化寬松的風險主要不是通過傳統的通脹領域得以體現。但是，學界對通脹的影響并未將資本市場的價格泡沫計入其中。連量化寬松的“主戰派”美聯儲副主席耶倫也警告需關注它給金融系統穩定帶來的威脅。
　　第三，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肇源地都是傳統的高福利國家。福利支出多年來高攀造成財政赤字增加，削減福利的棘輪效應和危機期間失業救濟金等政府轉移支付增多疊加，使得危機后公共財政壓力陡增。老年化的人口趨勢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壓力，財政壓力又使得政府難以放手幫助培育新經濟增長點和打建中長期增長戰略，新興經濟體如何避免落入傳統高福利國家的財政陷阱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