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貿領域已經工作26年的高虎城履新，成為中國新一屆政府財經班底的成員之一。
多位商務部系統內的人士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均表示，對高虎城未來的表現有所期待，他務實且做事嚴謹，履新之前是中國首位正部長級的國際貿易談判代表，諳熟國際事務。
有媒體分析認為，這時選擇在國際貿易上深諳合縱連橫之道的高虎城上任，不但有強化中國在國際上發言權的意味，更可能希望透過貿易談判強手來增強中國的優勢。
然而除了對外貿易層面的工作，高虎城還要面對更大考驗，即商務部如何真正轉變政府職能，改革當下不合理的國內流通體制，并為中國進一步的開放起到應有的推動作用。
“老外貿”出發
高虎城是一位徹頭徹尾的“老外貿”。
1987年，他在中國駐剛果使館商務處工作，之后在外貿系統直管企業任職，包括中國機械進出口總公司和中國華潤總公司，隨后進入商務部前身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先后任司長和部長助理。中間有不到一年的時間在地方任職，隨后又回到商務部任副部長。
外經貿領域的歷任部長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包括素有“鐵娘子”之稱的吳儀。資料顯示，吳儀任內的五年，高虎城在外經貿部先后任財務司司長和部長助理等職，被吳儀重用。高虎城的工作風格，同樣務實且果斷。
當前，國際經濟形勢復雜多變。多哈回合談判進入第十二年，卻一直陷入僵局，各國紛紛把精力轉向雙邊或區域貿易協定。美國借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拓展新的貿易投資規則，而日本也已在3月15日正式宣布加入TPP。
中國一方面在積極推進多哈回合的“早期收獲計劃”，另一方面也在加緊推進中日韓等多個自貿協定的簽署。
高虎城在履新后第四天就會見了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拉米，也恰恰說明這方面將是商務部未來工作的重點之一。
除了國際談判，中國外貿領域的工作還存在不少挑戰。
2012年中國外貿增速6.2%，這是多年來中國外貿目標首次由兩位數降為一位數，原商務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商務部駐上海特派員張國慶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如何有效地轉變貿易發展方式，是新一屆領導需要考慮的。
對于商務部將著力推進的領域，安邦集團研究部研究員劉梟分析認為，中國在附加值更高的服務貿易領域將有很大發展空間，從IT到文化產業，再到金融、咨詢，都可成為服務貿易的一部分。
從戰略上看，商務部需要高度重視新興市場，尤其是非洲市場的價值。這些市場的體量雖然還不大，但增長速度驚人，有望成為新的增長極。中國企業可以從中享受到充分的好處。
內貿挑戰
諳熟外貿的高虎城一上任，首先面對的挑戰就是深化內貿流通體制改革。當下中國出口和投資增速放緩，需要釋放消費來促進經濟的增長。但國內消費增長并不盡如人意。
今年1-2月，中國國內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名義增長12.3%，比去年同期放緩2.4個百分點。
商務部國際貿易研究院院長霍建國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現在不是國內消費上不來的問題，而是消費環境不好、成本過高的問題。
長期以來“重生產、輕流通”的體制，造成中國流通領域的發展嚴重滯后于國際水平。
多年來，中國物流總成本占當年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18%左右，而西方發達國家同類指標是8%到10%，中國物流行業與西方國家在標準化、信息化水平方面差距明顯。
2012年7月，國務院下發了《關于深化流通體制改革加快流通產業發展的意見》（下簡稱《意見》），這一領域的改革已成為壓在商務部頭上的緊迫任務。
履新后第二天，高虎城在商務部部黨組擴大會上提出“近期要重點抓好十項工作”，首要就是貫徹落實《意見》。
而對于商務部該如何做好內貿流通工作，有商務部人士對記者表示，首要的就是要改變當前的工作方式，減少對微觀經濟領域的干預，而從政府服務和制度建設上下功夫。
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當前商務部仍然把很大一部分的工作精力放在解決農產品的“賣難”上。
3月份商務部的例行發布會上，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公開表示，商務部發現近期多地水果蔬菜出現不同程度的滯銷，便迅速啟動農產品賣難應對工作機制，“最終我們使這些滯銷情況得到有效緩解，”沈丹陽說。
而在上述商務部人士看來，這種對微觀經濟的干預，從短期來看似乎幫助了農民，但是從長期看，干擾了市場的供求關系，未來可能帶來更大的問題。商務部應該把精力放在市場的信息搜集和提供，降低流通成本，以及農產品公益性網點的布局上，而不是花精力在個別產品的積壓和賣難上。
除了需要超脫微觀的經濟干預，商務部還需在監管方式上“革自己的命”。比如在商務部規定特許經營和連鎖經營等領域的企業需要到商務部登記備案，但是有些時候這種備案被當作了管理手段，成為“假登記，真審批”。與此同時，一些示范項目和工程也隱含著變相審批和尋租的因素。
對于高虎城來說，“放手微觀經濟，簡政放權”雖然方向明確，但是長期的路徑依賴并非一日可以打破，內貿改革堪稱不小的挑戰。
研究整體開放戰略
3月27日至29日，新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前往江蘇、上海考察，提出要以擴大開放釋放改革紅利。
如何進一步開放，成為擺在中國面前的重要選擇。
霍建國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對于商務部來說，與內貿流通領域的改革并重甚至更重要的任務，就是如何進一步推動開放。
商務部需要從目前外貿、外資的管理里邊超脫出來，綜合宏觀地考慮整體對外開放的工作。具體提出一些開放的設想，甚至具體的路徑、方法和時間表。
接近商務部的人士表示，未來進一步的開放可以通過幾條主要路徑來實現，包括多哈回合談判中的工業部門關稅減讓和服務貿易的進一步開放、投資保護協定談判、加入WTO框架下的政府采購協定（GPA)以及自貿區（FTA）談判等四個方面。
該人士表示，對于多哈回合談判來說，中國如果能在機械、電子和石化等焦點部門作出關稅減讓的承諾，同時進一步放開服務貿易領域，將對陷入僵局的多哈談判帶來很大希望，新的多邊貿易體制將使中國經濟更加開放，也為中國企業打開更大的國際市場。
其次，中國正在與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進行的投資保護協定談判，主要涉及到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的承諾，如果這一承諾完成，將極大地改變中國現有的投資體制，最核心的就是取消投資審批制度。
而加入政府采購協定，將使中國政府部門的資金使用受到監督，很大程度上推進政府部門的改革。
最后，中國正在推進的與海灣合作委員會、澳大利亞、日韓等國家和區域的自貿區談判，也需要一些部門實質性關稅減讓措施，推進區域貿易自由化。在中國加入WTO階段，有些承諾是“被動的開放”，而現在中國急需從被動開放走向主動開放，并意識到開放對國內改革的巨大促進作用。
“當然，現在很多部門對于具體的承諾和開放都有反對聲音。”上述人士對記者表示，因此商務部需要站在更加宏觀的角度，從改革和發展的角度提出開放的設想，并科學地把握開放的力度，不能因有其他部門反對，就擱置或放棄推動中國進一步的開放的可能。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高虎城似乎已經意識到開放問題的重要性，正在要求加緊研究開放戰略，最終能否拿出一些具體的方案和時間表供更高層做戰略思考，各方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