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斯佩克特雷姆集團日前公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剔除房產以外的家庭財富超過百萬美元的人士達到近900萬，超過2011年的860萬。與這份報告前后發布的2013年度美國《總統經濟報告》則指出，過去十年間，美國普通工薪階層的收入增長停滯。兩份報告的鮮明反差傳遞出這樣一個信息，在抽象的經濟增長背后，美國社會因財富分配不均加劇而出現分層化。
　　在美國，衡量社會財富分配公平狀況的基尼系數達到約0.48，多年來運行在0.4的國際警戒線之上。造成這種局面有幾大推手。
　　首先，上市潮和高管激勵機制中的缺陷在助推泡沫和投機文化。企業上市潮和普遍執行的股權激勵計劃造就了一大批百萬富翁高管，三十年前，美國很多企業的高管年薪和基層員工相差至多十倍，如今這一收入差距已超百倍，這是造成社會分層的量化特征。此外，公司季報、財經媒體的緊追不舍使得公司高管重視拉抬短期股價而忽略長期經營的穩健性，股權獎勵計劃中的缺陷使得高管追逐風險而忽視委托人利益，這種逐利文化成為社會分層的質的標尺。
　　其次，美國當前的稅制偏袒富有的投資人士，股息等投資性收入和勞動性工資收入遭到區別對待。盡管二十年來美國富人個人收入所得稅最高稅率從35%增至39.6%，但是資本利得稅依舊維持在15%的低位未變，大量高管和投資人士的主要收入并非來自工資收入，而是來自投資性收入，這造成了巴菲特一族實際繳納的個稅稅率低于他不炒股的辦公室保潔工。
　　第三，全球化的貿易流、物流使得美國普通工薪階層可以享用韓國產的液晶電視、日本產的相機和中國產的登山靴，過上舒適體面的中產階級生活。但是，在生產全球化的背景下，時薪約為30美元左右的美國制造業工人的競爭力顯然不強，制造業崗位逐漸外流，這進一步倒逼美國參與國際競爭的貿易部門提高勞動生產率，但是受益最大的是貿易部門的企業主而非雇員。盡管近三年來，能源等行業發展促使約50萬個制造業崗位回流美國，但從大趨勢上看，與美國制造業達到頂峰的1979年相比，當前的制造業崗位僅有1200萬個，年均流失超過23萬個。在這樣的背景下，你就不難想象“汽車之都”底特律市人口急劇下降并陷入破產境地，大量為底特律提供零部件生產的小城鎮也難現昔日榮光，昔日輝煌的北部老工業基地成為“銹帶”，Zappo打火機廠等企業在裁員中掙扎生存。很多制造業工人轉行干起了時薪僅有20美元的裝修工或是時薪只有10美元的洗碗工。
　　最后，發達國家央行頻繁使用的寬松貨幣政策也在加劇社會財富失衡。全球各大央行已經連續四五年“開閘放水”。由于美國、日本等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產能利用率低于三十年來的歷史平均水平，因而實體經濟缺乏足夠多的放貸機會，再加上次貸危機后銀行收緊放貸標準，相當多的流動性并未進入實體經濟，而是在資本市場打轉。誠然，提高股市的財富效應以刺激民眾消費信心也是美聯儲政策的應有之義，但是這種財富效應顯然傾向于富豪階層，紐約大學經濟學家愛德華·沃爾夫的研究發現，在2010年，最富有的1%美國人占有美國家庭所擁有股票總額的35%。而在現實生活中，已經擁有了私家游艇的這部分富豪，他們的消費支出對經濟拉動的邊際效力遠低于“月光族”工薪階層，這也成為美國經濟主引擎消費增長不夠強勁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