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壟斷企業員工收入過高？”這是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石化董事長傅成玉不止一次被媒體追問的一個問題。
　　今年2月，國務院批轉了《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意見中專門提出，加強國有企業高管薪酬管理。而有報道說，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制定過程中，“國企收入上繳和限制國企高管工資”等內容成為最大阻力。對此，傅成玉的回答是，國有壟斷企業不會阻礙收入分配改革，自己的收入比許多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高管都低。
　　其實，近年來對國有壟斷企業收入問題的“回應”已有多次，但壟斷企業的高收入問題仍被認為是收入分配改革一個繞不開的“結”。
　　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認為，要觸動現有收入分配格局，灰色收入形成的腐敗、壟斷帶來的不合理高收入都首當其沖。
　　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海南)院長遲福林看來，收入分配改革必然觸及現有利益格局，最大阻力來自既得利益集團，而利益集團當然不只是壟斷企業。
　　例如，要加大對高收入群體征收所得稅的力度，最大的阻力來自高收入階層；要增加房產稅，有很多房產的人肯定堅決反對；要提出對低收入人群增加轉移支付，有人可能反對，因為這將意味著做政績工程的資源減少。但是，不下決心觸及現有的利益格局，收入分配領域的問題難以解決。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院長鄭功成認為，當前我國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普通居民與勞動者收入低、不同群體間收入差距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規范等。收入分配改革就是要對這些問題統籌考慮，打出一套組合拳。
　　對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目前學術界的共識是“提低、擴中、限高”。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徐憲平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強調了“初次分配、再分配、農民增收、收入分配秩序”等4方面的重點工作。這其中既包括“對部分過高收入行業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嚴格實行企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雙重調控政策，逐步縮小行業工資收入差距”，也包括 “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的內容。
　　在代表委員們看來，“提低”的路子已經很清晰，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也很明確，到2015年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將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40%以上。
　　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建議，在初次分配環節，要深化工資制度改革，完善企業、機關、事業單位工資決定和增長機制，特別是要根據經濟發展、物價變動等因素，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
　　鄭功成認為，可以從提高就業質量、最低工資、社會保險、職業福利以及工資談判5個方面入手，切實扭轉勞動者報酬偏低、初次分配利益失衡的格局。初次分配改革的核心任務是政府減稅、企業讓利、勞動所得提高。
　　一些代表委員提出，“控高”應成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其具體內容包括，調節部分壟斷行業企業、部分高管、某些社會群體的偏高收入，同時加強個人所得稅的征收，規范灰色收入和打擊非法收入。
　　在賈康看來，要打破高收入群體中既有的不合理利益格局，必須在制度建設上下功夫。
　　比如，在稅收制度方面，應加快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制度，完善高收入者的個稅征收、管理和處罰措施。這就需要將各項收入全部納入征收范圍，以及全國統一的納稅人識別號制度。更進一步的稅收制度還包括完善房產保有、交易環節稅收制度，將部分高檔娛樂消費和高檔奢侈消費品納入征收范圍等。
　　賈康還建議，要提升相關收入分配制度規則的透明度，對于并非由市場競爭性機制產生的國企高管的薪酬和職務消費，要加強上限約束和規則管理。
　　遲福林認為，應建立收入登記制度。當前，個人收入記錄和統計體系不健全，稅務部門難以掌握居民個人收入情況，尤其是沒有掌握高收入者的實際收入，灰色收入過多，嚴重制約個人所得稅在縮小貧富差距中的作用。政府應下決心，在未來兩年左右建立和完善居民個人收入記錄和統計體系，同時加快建立規范的現金管理制度、強有力的收入監督和懲處機制，加快建立居民收入記錄和統計制度。
　　3月5日，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中國已經制定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見，要抓緊研究制定具體政策，確保制度建設到位，實現收入倍增。
　　兩會期間，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具體落實也成為代表委員討論最熱烈的話題。從2004年國務院宣布開始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到2013年方案正式出臺，歷時9年，各種利益博弈充斥其間。代表委員認為，收入分配改革的頂層設計方案用了9年的時間，細化措施不能再用9年，不能再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