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興，則國家興；教育強，則國家強。
中國是個人口大國，要讓人力資本成為我國發展的源泉，教育在其中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事實上，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都離不開教育的支撐。
家長們同樣認識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他們望子成龍、期待優質的教育資源，越來越多的家長不惜耗費畢生積蓄，也要送孩子出國留學，如今，留學潮更有逐漸低齡化之勢。《每日經濟新聞》通過對“少年留學生”這一群體進行觀察，以展現中國教育的現實與夢想。
2月27日，澳大利亞東南部的墨爾本市雨后初晴。下午3點多，一所名為庫諾的公立中學門口，剛放學的幾位中國留學生結伴而行。“我們去喝東西吧。”來自浙江紹興的高二學生劉志利（化名）用中文提議。
他們來到附近的一處茶吧，幾位女生圍坐在一起討論起雜志上的服飾，男生們則對新出的玄幻小說表現出了很大的興趣。不遠處，墨爾本另一所公立中學的高二學生李斌（化名）也放學了，不過他有另外的選擇：去快餐店打工。
隨著“少年留學潮”的興起，中國“小留學生”的身影在大洋彼岸變得日趨常見。這在全國政協委員潘慶林看來，是因我國的教育還應進一步加強。他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目前中國教育質量不盡如人意，這些父母還是希望子女有更好的教育。”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了解到，眾多委員建議教育要與市場需求更加緊密結合。
劉志利和李斌都只有18歲，卻已有一年多的留學經歷了。在龐大的“少年派”留學生中，他們的生活狀態僅是一個縮影。
根據中國教育在線的相關調查報告，“少年派”留學生的隊伍相當龐大，并且有持續擴增的趨勢。從直接與低齡化留學相關的留學考試，即SAT應考人數分析，2011年，內地考生人數接近2萬；而2012年，專家預計這個數字將達到4萬。
這還不包括另一種同類考試ACT，以及更低年齡段赴美留學讀中學所需的SSAT和SLEP或者JuniorTOEFL考試的人數。
作為“少年派”留學生的一員，劉志利來到墨爾本市是在他16歲那年。在學習半年英語后，他進入了上述那所名為庫諾的公立中學。
與國內被詬病為“填鴨式”的教學不同，庫諾中學允許學生自由選課。“我選了英語、語文、會計、藝術，還有兩門數學。”劉志利說。
在庫諾中學，學生有著輕松的上課氛圍，教學模式也非常多樣。某大型留學機構的一位留學顧問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國外一些中學會更加注重學生競爭意識的培養。“我們有時會為一個話題爭得面紅耳赤。”劉志利說。
在課后，這些“競爭對手”又會成為很好的朋友。周一下午，他們一般1點多就放學了，然后會約在一起打球，待大汗淋漓后，再去冷飲店喝個暢快。
如此豐富的海外求學生活，讓不少學生和家長羨慕不已。啟德教育集團武漢分公司運營總監裴育告訴記者，近年來咨詢“少年留學”的武漢客戶增加了50%左右，辦理人數也增加了30%。
據美國國土安全部和我國社科院《中國留學發展報告2012》數據，2010年，中國出國留學學生中，高中及以下學歷學生占19.8%；而2011年，中國僅高中生出境學習人數就占中國總留學人數的22.6%。
畢業后出國深造；現在，更多的人開始從高中甚至是初中，就開始選擇出國留學，“留學低齡化成為新特點”。
這個新特點的背后，是部分家庭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對優質教育資源的期待。
“孩子在國內成績一般，很努力，卻怎么也上不去。”李斌的母親說，送孩子出國留學是希望能換個環境，讓孩子更輕松、自在地成長。
當然，這要有強大的經濟支撐，李斌一年的留學費用超過25萬元。
不過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發現，出國留學的性質，近年來開始從“奢侈品”向“中高檔投資品”轉變。啟德國際教育研究院發布的報告顯示，出國留學的學生家庭中，年收入30萬元以下的家庭數量已從2010年的58%躍升至去年的76%。
該報告認為，“從經濟支持的角度看，工薪家庭出國人數的增加，也是催生低齡留學浪潮的一大誘因”。同時，人民幣的不斷升值，也使得留學費用相對下降。
除了經濟因素，《少年留學，三思而行——一個大留學生對小留學生的忠告》一書作者、華南師范大學教授周熾成對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分析說，“留學低齡化”現象的日趨明顯，還源于中國家長對西方教育的“信任”，但“少年留學”應謹慎。
裴育則顯得比較樂觀，他認為國內外教育確實存在著差別，主要是因為國外中小學的素質教育對孩子的人生觀、價值觀形成起到了很大幫助。
李斌的母親覺得，如今，自己的孩子變得更能獨立思考、獨立決斷，“以前從不做家務，現在放學后也會打一些零工”。
盡管人們對“少年留學”有著美好愿景，但仍有隱憂引發關注。周熾成在接受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如果實在要去，需衡量好風險。
作為上個世紀90年代的留學生，周曾在書中直陳“少年留學”諸多風險，引發熱議。
如今十多年過去，周熾成表示，他仍以“冷眼”看待這股熱潮。在這股潮流中，不少家長有著類似的考慮：孩子在國內學業負擔太重，而國外卻是輕松、趣味的教育，那何不把孩子送往國外？周熾成表示，從整體上看，西方國家中學生的學業負擔要比中國輕，“但如果把語言、心理、環境、經濟等壓力考慮進去，負擔不是減輕，而是大大加重了”。
王輝耀也有著類似的論述：初、高中時期正是培養心理健康的關鍵時期。這個階段的學生如果沒有得到很好的教育和心理疏導，將會對心理和性格產生很大的影響。
“低齡留學生除了要學會在陌生的環境中獨立生活，還必須克服語言、文化背景障礙，適應國外全新的教育模式，還要獨自面對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問題，這些都會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壓力。”王輝耀說。
劉志利對此就有著深刻體會，“剛開始會不習慣，氣候、交流，還有吃的。”雖然已經生活了兩年，他還是很難用流利的英語交流，“英語不好，很多書看不懂，看的書籍和在中國差不多”。
一些家長會疑惑，因為在他們眼里，“少年留學”有著先天的優勢，那就是對語言的強大接受能力。某大型留學中介機構的調查報告顯示，“語言學習優勢”是家長贊成“少年留學”的重要理由。
對此，周熾成分析說，一個幾歲的孩子，確實能在一種新的語言環境中適應下來，但隨著年齡增長，學習新語言的能力將越低。一般認為，十一二歲是轉折點，留學少年（一般指大于12歲）已過了學第二語言的最好時光。
央視財經主持人芮成鋼也微博上表達了對的“少年留學”擔憂，認為很多父母把孩子送到國外讀中學，是件風險很大的事。
除了留學期間的風險，裴育與周熾成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還提到了留學歸國時的門檻問題。
近年來，中國出國留學人數激增和海外就業難度增大，使得留學歸國人員增多，“海歸”對北京等一線城市戶口的需求也日益迫切。《中國留學發展報告2012》顯示，2000年~2011年，留學生回歸人數年均增長率為23.66%，預計2012年留學生回歸人數將增長到23.03萬人次，2017年有望增長到66.6萬人次。
因為人數龐大，北京等一線城市對留學學歷、時間有了更苛刻的要求，落戶的門檻使得部分歸國留學生開始選擇二、三線城市。
“所以在做出‘少年留學’決定時，家長與學生都需慎之又慎。”周熾稱說。
從早前的渴望走出去，到而今學成歸來時的就業難，這些有著“海歸”這樣一個共同稱謂的留學者，面對國內外就業形勢的趨緊，不可避免地經歷著一個“陣痛期”。
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了解到，圍繞教育體制改革的提案不在少數，眾多委員建議目前的教育要與市場需求結合緊密一些。
比如在民建中央提交的
《關于加快教育改革切實緩解就業結構性矛盾的提案》中指出，“勞動力供求失衡導致學歷與薪資水平倒掛，引發才賤傷教的現象。”因此建議，“要轉變教育發展方式，從重視教育擴張向重視教育內涵發展，重視質量提高與就業導向，同時以市場為導向推進專業制度設置改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