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需要改革的各個領域中，包括經濟改革、政治改革、社會改革、法制建設等等，特別需要做的而且比較可行的方案是以深度的行政體制改革作為突破，輔之以一定程度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法制建設。同時，把很多經濟體制改革沒有完成的具體措施進一步推進落實。
行政體制改革應當是整體系統改革
行政體制改革應當是整體系統的改革，我們以前的思路主要是機構改革。但是如果沒有整體系統的思路，機構改革效果往往不明顯。行政體系改革包括公務員/干部體系改革，政府職能改革，政府運行資源配置的改革，地方政府體系改革，等等。
首先，我們的公務員/干部體系需要有比較大的改革，把政務官和事務官區分開來。二者在行政體系中的作用和激勵是不同的。政務官主要針對有政治抱負的公務員，有較大的發展空間，也要承擔一定的風險(如個人隱私的公開等等)，是政府人員中的少數。而事務官主要是針對盡忠職守的職業公務員，有專門的行政管理能力和穩定的職業發展路徑，是政府人員中的絕大多數。二者較好地把一個行政體系中創新與穩定的因素結合起來。
第二個問題是政府職能問題�？傮w來講，我們這些年的改革，主要是推動經濟發展，沒有把政府規制體系的建立放在一個戰略地位考慮。但是我覺得現在到了加強政府規制能力的時候了。美國在19世紀末“進步時代”的重大變革之一就是開始建立一套政府規制經濟發展的體系�，F在環境保護、生產安全、質量監督、食品藥品安全等等的各個方面都需要加強規制。但我們是碎片化處理，有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規制機構只是作為一般政府行政部門來設立，甚至有的把規制部門和發展部門放在同一個機構下。這樣的規制體系很難發揮作用，所以我們目前整天看到生產安全問題、各種事故屢禁不止。而整個這些監管體系到底跟一般的政府行政體系有什么差別，獨立性、專業性到底在什么地方體現，我們研究遠遠不夠。
第三個問題是如何保障政府的職能和資源的匹配，同時提供嚴格的監督�，F在的實際情況是在中央層面，甚至于在省的層面，政府的職能和資源極不匹配，導致政府機構行為變形。目前社會輿論都講政府太大，實際上是結構不合理。我們每次國際合作交流時，我都讓國外學者們猜一下中央政府某個部門有多少人，他們的猜測基本上都是我們現有實際數字的10倍、8倍或者是5倍，沒有一個猜中的。在我們現有職能不變的情況下，中央政府部門的公務員其實是不夠用的，幾乎所有的部門都在借調人。
第四個問題是公務員職業要求和待遇不匹配。我們目前對政府公務員的能力和道德水準要求很高，但我們的名義工資與人才市場相應的標準相比差距很大�，F在政府的名義工資水平很低，很難保證底層公務員能夠有一個體面的生活。另外就是公務員收入的延期支付機制我們也沒有使用。1987年我在美國讀MPA到華盛頓市政府實習的時候碰到這個問題，我問他們工資收入與市場水平相比如何，他們說政府部門的工資比市場工資一般確實要低一些。但是政府工作有一定的保障，同時，政府有延期支付，退休之后各種保障很不錯，但如果犯錯誤就會前功盡棄。這樣對貪污腐敗實際上也形成了約束機制。
第五個問題是地方黨政機構設置的問題。剛才談到的中央政府人太少，與此相比就是地方黨委、政府、人大、政協這些機構綜合起來龐大臃腫，這才是中國政府機構人浮于事的根本所在。中國政府的體制是單一制，但是否地方各級黨政機構一定要完全復制中央層面的黨政機構設置值得分析。有些直轄市，省會城市的市、縣(區)、街道辦事處機構的設置高度重疊，完全是浪費。中央和地方的職能和財政資源到底怎么去匹配、去互補，而不是重復，這個問題需要認真分析研究，加以改革。
公共部門改革必須大力推進
與行政體系改革相關的公共部門改革也有很多問題，我談兩個具體的問題，一個是事業單位改革，還有一個是加強人大作為公共政策整合平臺的建設。
事業單位改革的進展不樂觀，但必須大力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社會影響是巨大的，教育、醫療、科技等等都在這上頭，大數差不多4000萬人，比700萬公務員這個數字大得多，而這個恰恰是中國未來經濟結構轉型，從農業化社會、工業化社會向知識型、服務型社會轉型的關鍵。專業技術人員在任何社會都是中產階級里的中堅力量。但是我們前些年的做法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現象，那就是對這個階層前所未有的仇視。對醫生、教師、科研人員的網上謾罵侮辱已經成為普遍現象，現實中的人身攻擊也不在少數。這種事情在中國歷史和世界范圍是前所未有的，需要深刻反思。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我們沒有提供一個合理的制度環境讓這些領域合理發展。我們一方面把這些服務定義為公共服務，但是又不想真正買單。以北京市的公立醫院為例，大部分醫院從政府獲得的撥款不到其運行經費的10%。而政府定價的極其不合理，又使得現有的醫院無法從現有的正常收費機制中獲得合理的成本補償。這些醫院只能想辦法通過各種扭曲的方式來收費運營，形成廣泛的社會抱怨。其實，高校和科研機構都面臨類似的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要把各級人大作為社會意志表達和整合的唯一的、根本的合法機制來建設。現在我們國家社會公共政策討論的機制很多，大家通過各種方式來反映意見，這個都需要。但這種結果就是我們公共政策的碎片化。在討論促進經濟發展時，大家都感覺需要減稅，給企業更大的發展空間。但是在討論社會政策時，大家又都說要加強政府對公共服務的投入。這兩個建議是完全矛盾的。但是我們沒有一個共同的平臺，大家把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放在一起來討論，看看這些收入來的是否合理，都花到哪兒去了，收支是否能夠平衡，如果無法平衡，通過什么方式來融資等等。這個基本的平臺就是各級人大，這個過程就是政府的預算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