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是世界經濟形勢極為復雜的一年。面對全球金融危機過后的深度轉型期，美國、歐盟和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紛紛啟動了寬松貨幣政策，給世界經濟帶來了新的影響，也給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穩定帶來了沖擊和影響。我國仍處于重要的戰略機遇期，但同時也是結構性矛盾的凸顯期，切實推進收入分配改革是把握機遇、應對挑戰的重要抓手。
世界性貨幣寬松與各國經濟轉型調整的多樣性
2012年第四季度，世界性貨幣寬松將顯著影響第四季度和2013年的世界金融市場和經濟復蘇進程。世界經濟已經進入到深度轉型調整期。
長增長周期起步階段的美國經濟
美國經濟自2009年第三季度恢復正增長后，連續14個季度保持經濟的正增長，盡管第四季度的GDP較第三季度環比下降了0.1%，但這種小幅波動并不能影響美國經濟持續向好的趨勢。美國經濟總體上處于新世紀長增長周期的起步階段，突出表現為總供給的正向沖擊和總需求的可持續擴張。
新能源產業發展降低了美國經濟的能源成本。2012年是美國“頁巖氣”全年產量預計將超過2400億立方米，是2007年頁巖氣產量的6倍以上，占美國天然氣能源的比重已超過三分之一，并推動天氣然能源在國內能源結構中的地位提升(由2007年10%上升至2012年的33%)，從而使天然氣對煤炭和石油能源消費實現了顯著替代。在美國新能源革命的推動下，美國產業的能源成本將出現較明顯的下降，從而形成宏觀經濟層面的總供給成本下降。部分擁有較高技術含量，且能耗或資源消耗量較高的制造業開始向美國國內回流，成為美國新能源優勢的重要體現。
物聯網技術發展有望進一步降低物流和交易成本。2009年，奧巴馬總統簽署了總額為7870億美元的《美國恢復和再投資法案》(ARRA)，率先在智能電網、衛生醫療和教育等領域使用物聯網技術。在物聯網技術的推動下，物流成本有望下降2個百分點，至7%左右，并在運輸準確率、效率和小額商品精準物流等領域取得長足的發展。
云計算技術為降低信息處理成本和推動美國經濟模式創新準備了條件。云計算技術的出現與大規模使用為美國經濟消除過快增長的信息處理成本，提升信息處理效率和增強信息處理的便利性提供了重要幫助。
美國家庭資產負債表的修復為美國經濟提供了可持續的需求支持。2012年第四季度，美國家庭資產負債率下降到9.9%，處于歷史上的較好水平。更為關鍵的是，上述資產負債表的修復并非依靠家庭的增收節支和不良資產處置而取得的，家庭持有資產價值的持續上漲，特別是金融資產價格的上升是資產負債表得到持續修復的重要原因。資產價格的回升為保障美國家庭的消費穩定、恢復家庭的投資能力和維護家庭經濟活動的財富效應影響都提供了重要支持。
總體預計，2013年的美國經濟將進步長周期軌道，隨著宏觀經濟的逐步復蘇，美國政府也將啟動或激進或緩慢的政策退出程序，“財政懸崖”等政策性風險還將在一定的時期內伴隨著美國經濟的復蘇進程。
以金融改革和貨幣寬松為主要復蘇手段的歐盟經濟
2012年第四季度，歐盟經濟增長實現了緩慢復蘇，增速預計將達到1.8%左右，并推動歐盟全年度經濟增長實現1.3%-1.5%的經濟增長。中心國家開始同意并積極支持歐盟邊緣國家的經濟刺激計劃，以金融監管改革和貨幣寬松為主要支撐手段，推進歐盟經濟特別是歐元區經濟的復蘇進程。
2012年第四季度，歐盟各國就金融監管改革的取向和要求基本達成了一致，核心的內容包括：第一，建立銀行聯盟計劃，推動統一銀行監管機制的建立；第二，改善銀行壓力測試，以共用的擔保實現單一破產管理；第三，建立專業化的存款擔保機構，對金融機構的風險進行評估并實施差異化的保護；第四，歐洲穩定機制(ESM)將在2014年3月1日后，實現對銀行的直接資本補充，而不是通過向主權國家提供貸款來間接實施。
第四季度，歐洲央行開始直接購買處于危機之中的歐元區國家的債權，以幫助其降低國債收益率；而至年末，歐洲央行開始實施“貨幣直接交易”的債券購買計劃，將購買無上限的沖銷式債券以穩定市場，并將其鎖定在1年-3年的短期國家債券。但歐洲央行對貨幣寬松操作還表現出謹慎性的特點，包括不強調貨幣當局在債券購買中的優先地位和強調歐洲央行要在未來積極回收該計劃產生的流動性兩點。
以適度通脹和日元貶值為目標的日本經濟
日本第四季度的經濟增速仍未公布，我們認為日本已表現積極的一面：失業率自年初的4.5%左右下降到4.2%左右，新增就業崗位超過了新增就業人口，經濟增長已經開始緩解存量就業壓力；綜合消費者物價指數仍然呈下降趨勢，通貨膨脹的目標值遠未達到。根據菲利浦斯曲線的結論，物價與就業之間存在直接的替代關系，日本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要比受到日元匯率拖累和政府債務積累壓力下的情況樂觀得多，以此所換算出來的總供給增速約達到3.5%，即使考慮到市場出清的壓力，修正后的供給與需求的均衡增速也將保持在3%左右(即真實GDP增速)。
中國宏觀經濟：戰略機遇期和結構性矛盾并存
第四季度，中國宏觀經濟實現了7.9%的增速，并帶動全年經濟增速上升到7.8%，經濟總規模達到了519322億元。2012年經濟運行總體上實現了“兩高一低”的目標：經濟快速增長帶來了居民收入的迅速提高，全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純收入分別實現了12.6%和13.5%的增長；新增城鎮就業人口1188萬人，失業率保持在4.1%左右；居民消費價格上漲2.6%，較2011年下降2.8個百分點。我國宏觀經濟運行處于平穩期和難得的戰略機遇期。但同時，受到結構性因素的影響，經濟運行中的不平衡、不穩定的矛盾有所突出，宏觀經濟波動性風險凸顯。
戰略機遇期的新內涵新條件
首先，世界經濟將擺脫危機影響進入調整轉型期。美國經濟已基本進入增長周期，伴隨著經濟形勢的逐步穩定，美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重組也將逐漸啟動，投資的恢復、家庭資產負債表的修復和國際供應鏈條的調整都給我國最終消費品和中間產品的出口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也為我國改善國際分工地位和優化貿易條件提供了重要的空間。
其次，新技術創新浪潮將為我國提供重要的轉型動力和發展空間。當前，新能源、新材料和新信息技術都取得了迅猛的發展。我國也在相關技術領域積累了許多重大研究成果，新技術浪潮有望推動世界經濟進入下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長周期。匡算數據表明，我國信息、生物和醫藥、新材料、先進制造、新能源、現代交通等行業投入研發費用的規模達到3459億元，引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超過4萬億元。
第三，城鎮化和壟斷行業改革成為我國經濟增長長周期的重要支撐。2012年，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達到52.57%，比2011年提高1.3個百分點。目前，大多數新進入城市工作的農民工群體在從事的行業、工種和晉升渠道等方面都與城鎮職工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差異，總體上屬于較低層次的城鎮化。因此，我國城鎮化還有著巨大的空間。據匡算，我國城鎮化率每提升1個百分點，合計年度直接擴張內需的規模就將達到8220億元。
壟斷行業改革一直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2012年我國工業部門的壟斷企業營業收入約占全國的23%，利潤水平約占27%。壟斷行業的平均利潤水平仍高于非壟斷行業，差距不大，但足以吸引社會投資進入到壟斷行業。所以在破除行業壟斷的同時，應擴大行業投資規模，提升產品競爭能力。
結構性矛盾凸顯期的主要表現
第一，經濟增長下行壓力與產能相對過剩矛盾是動力結構失衡的重要表現。當前，推動經濟增長的關鍵在于擴大投資規模、優化投資結構和提高消費能力。其中，擴大投資規模是效率最高、直接產出效果最好的拉動方式，但受到我國主要行業產能過剩影響，導致直接投資規模擴張面臨較大的風險，發揮作用的空間較小。
第二，企業經營成本上升與創新能力不足是產出結構失衡的重要表現。2012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915915億元，同比增長11%，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84.77元，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率為6.07%。企業經營成本受到勞動力成本上升、資源成本上升和環境保護成本上升的影響，總成本上升的壓力很大。創新能力不足直接影響了我國企業的競爭能力，并使得大多數企業只能在原有產品和工序中繼續維持生產，資產流動性減弱、經營自主性壓力增大、企業抗風險能力下降，最終形成產業結構的固化和產出效率的持續下降。
第三，系統性金融風險與“貨幣超發”的矛盾是金融與實體經濟失衡的重要表現。2012年，我國社會融資規模達到157605億元，同比增加29300億元，增速為22.8%；同期M2的余額達到97.4萬億元，同比增加9.1萬億元，增速為13.8%。總體上看，我國融資結構呈改善態勢。但在結構上，系統性金融風險仍在持續累加。從社會融資規模結構上看，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和企業債券增長很快，年度融資規模合計占比達到年度融資總額的30%。其中，前兩者與銀信合作等“影子銀行”業務密切相關，企業債券融資中部分包括了地方融資平臺公司的債券，并與“影子銀行”貸款相聯系和累加，形成影響我國金融市場穩定的兩個系統性風險——地方融資平臺貸款和“影子銀行”的信托等業務。
第四，我國與發達經濟體經濟政策的非對稱調整是國際與國內經濟失衡的重要表現。發達經濟體的主流政策搭配模式是寬松的貨幣政策與中性(日本)甚至緊縮性(美國、歐盟)的財政政策。而我國則堅持積極財政政策與穩健貨幣政策的搭配框架，形成了與世界主要經濟體政策取向的非對稱性。如果這種非對稱的調整難以在短期內糾正，國內將不得不保持著較高的利率水平和較為緊張的資金供給，從而引起國外套利資本和其他資本的進入，并借助我國金融市場上不斷改善的資產杠桿進入我國的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獲得大量的資本回報和超額收益，從而給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和產業安全帶來巨大挑戰。
推進收入分配改革 實現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從收入分配改革起步，逐步推進到交換領域，當前改革的重點又重新回到收入分配領域。從宏觀經濟層面看，推進收入分配改革是解決當前經濟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矛盾的重要突破口。
推進收入分配改革，構建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貨幣政策體系
當前，應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著力提高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和靈活性。要在積極推動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標下，處理好穩增長、調結構、控物價、防風險的關系，把握好貨幣政策調控的重點、力度和節奏。
首先，深化金融重點領域改革，支持建立合理的主體間收入分配關系。應進一步深化金融重點領域改革，加強防范系統性風險的能力，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和水平。要繼續推進大型商業銀行和其他大型金融企業完善現代金融企業制度；推動農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堅持推進和深化政策性金融機構改革。
其次，優化信貸政策，積極支持就業，促進要素間收入分配關系的完善。應完善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繼續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國家重點在建續建項目、“三農”、小微企業、現代服務業、新興產業等的信貸支持。繼續完善民生金融，努力支持就業、扶貧、助學等民生工程。落實好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切實保障居民住房的居住性需求和改善性需要。
再次，堅持市場化取向，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改善交換與收入分配關系。要繼續推動債券產品創新，創新利率風險管理工具，穩步推進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繼續支持香港等境外人民幣市場發展，鼓勵人民幣在境外的使用和循環，做好境內金融機構赴香港發行債券，以及境外機構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試點的準入和市場監管。穩妥推進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試點，積極做好合格境內個人投資者試點相關準備工作。開展跨境個人人民幣業務。
最后，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優化居民間收入分配關系。加快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落實上市公司分紅制度，強化監管措施，保護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適度擴大存貸款利率浮動范圍，保護存款人權益。豐富債券基金、貨幣基金等基金產品，改善發行和交易渠道。拓寬居民租金、股息、紅利等增收渠道。
綜合運用財政政策手段，實現宏觀經濟和微觀主體的全面發展
當前，應在積極財政政策的框架下，綜合利用財政投資、補貼、稅收等多種手段，堅持以完善收入分配改革為抓手，化解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的結構性矛盾，實現宏觀經濟與企業和個人等微觀主體的全面發展。
首先，完善就業支持政策，保障生產與分配的利益關系基本統一。要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擴大就業創業規模，創造平等就業環境，提升勞動者獲取收入能力，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
其次，加強農民收入支持力度，逐步破除城鄉二元結構。財政政策要加快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促進公共資源在城鄉之間均衡配置、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平等交換和自由流動，促進城鄉規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一體化。
第三，大力推進城鎮化，構建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收益分配的平臺。要建立健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機制，統籌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重點探索建立政府、企業、個人共同參與的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重點推進解決舉家遷徙及新生代農民工落戶問題。努力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
第四，加強按勞分配制度建設，促進勞動要素內部分配關系的基本平衡。我國勞動要素主要分布在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中，促進勞動要素內部分配關系平衡的關鍵是保障分布在不同屬性單位中勞動要素報酬的基本平衡。促進民營企業職工工資合理增長；加強國有企業高管薪酬管理，對部分過高收入行業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嚴格實行企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雙重調控政策，逐步縮小行業工資收入差距；完善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建立公務員和企業相當人員工資水平調查比較制度，建立健全符合事業單位特點、體現崗位績效和分級分類管理的工資分配制度。
第五，建立政府對居民的直接支持渠道，從源頭優化政府與居民間的分配關系。具體政策目標包括：一是全面建立覆蓋全部國有企業、分級管理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國有資本收益，擴大國有資本收益上交范圍，適當提高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上交比例，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會保障等民生支出。二是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建立健全公共資源出讓收益全民共享機制，出讓收益主要用于公共服務支出。
第六，加大民生支持力度，完善轉移支付制度，進一步改善政府與居民間分配關系。要進一步健全公共財政體系，完善轉移支付制度，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大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七，完善稅收調節體系，構建科學合理的居民間收入分配關系。當前，要加大稅收調節力度，改革個人所得稅，完善財產稅，推進結構性減稅，減輕中低收入者和小型微型企業稅費負擔，形成有利于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具體包括加快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完善房產保有、交易等環節稅收制度，擴大資源稅征收范圍，提高資源稅稅負水平，以及合理調整部分消費稅的稅目和稅率等。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財政部財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