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上世紀初內戰結束時，曾有2萬孤兒無家可歸，引起人們對兒童保護的關注。如今，芬蘭兒童無家可歸的現象很少見，但是每年仍有1.7萬名兒童因家庭環境差，被安置在親屬家、寄養家庭、社會福利機構或政府福利院中。
　　經過一個多世紀的設計與發展，芬蘭的兒童保護工作呈現高福利國家的特點，即資金、人力、學術、司法資源向未成年人充分傾斜，形成一張政府、私人機構和社會個體密切協作、各有分工的福利網絡。
　　在操作層面，芬蘭制定了一套相對細致的法律，從而使社會工作者在實際工作中，能夠針對各種復雜情況采取相應手段，基本消除了執法者“不會管、不敢管”的尷尬處境。

　　社會資源向兒童傾斜

　　在芬蘭，兒童首先由父母或指定監護人照顧，當家長不能為孩子提供良好環境時，政府開始介入，對情況進行評估，制定幫助方案：如果孩子不能在原家庭生活，將優先安置在親戚家；如果沒有合適的親戚接收，則安置在寄養家庭或送到SOS兒童村；實在找不到寄養家庭，才送到政府自辦的福利機構。
　　芬蘭大多數接受援助兒童生活在親戚家或寄養家庭里，因為家庭環境對孩子的成長最為有利。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必須承擔兒童的生活、教育、撫養開銷，即向私人機構和寄養家庭購買服務。
　　這樣，就形成了政府與私人機構、個人充分合作、合理分工的兒童福利網絡。
　　首先，政府部門、私人機構各司其職。芬蘭社會衛生部部長助理馬里奧向記者介紹，中央政府負責兒童福利的主要是社會衛生部，但社會衛生部沒有自己的執行部門，其下屬的全國福利衛生監督署和地區行政署負責對地方政府進行監督。各地方政府的兒童福利部門，聘用一批社會工作者，對需要援助的兒童進行干預。
　　其次，社會資金、人力資源向兒童傾斜。芬蘭1980年到2009年援助弱勢群體開支表顯示，用于兒童福利的資金始終保持在一定比例。隨著社會對兒童福利關注的提升，越來越多的孩子接受援助，政府這部分開支將越來越高。
　　除資金投入外，人力資源也向兒童傾斜。馬里奧給記者算了一筆賬：芬蘭大概有5800名政府社會工作者，加上向政府出售服務的私人機構，專門從事兒童援助的人員超過1萬名，這還不包括托兒所和幼兒園的教師、家庭義工和專業法律顧問。
　　再次，社會服務領域形成專業化研究力量。芬蘭的大學普遍開設社會服務專業，政府聘用的社會工作者和私人福利機構的雇員很多都是從這個專業畢業的。此外，社會工作者遇到執法困境時，可以向政府組建的法律顧問團咨詢。
　　最后，尊重兒童權利的社會氣氛濃重。芬蘭全社會早已形成一種充分尊重兒童權利的氛圍。比如，除非征求家長同意，否則不能給孩子照相；在學校中，老師會根據孩子的興趣和喜好進行課程安排調整；在家里，如果家長對孩子施以暴力，孩子可以向兒童福利機構求助；社會工作者提供援助時，如果受援孩子超過12歲，必須征求其本人意愿才能制定援助方案。

　　立法發力消除工作隱患

　　芬蘭兒童福利工作的主要法理依據是《兒童福利法》。這部2007年通過的法案，此后進行過數次修訂。它對舉報人、社會工作者、撫養者、出資人等各方的義務和權利進行了詳細規定，從立法層面就做到盡可能細致，消除了很多后續隱患。
　　一是明確舉報人職責，清除社會死角。需要救助的兒童分散在社會各個角落，只有在第一時間得到情報，才能提供及時的救助。該法第25節規定，所有在社會衛生、教育、學生服務、青年服務、警察、刑事制裁、消防、應急中心等系統供職的人，只要發現兒童成長環境險惡，必須在第一時間向政府社會服務部門報告，不得耽擱。
　　二是對撫養者資質作出規定，防患于未然。兒童工作者漢娜對記者說，一戶寄養家庭最多只能收養5個孩子，前提是這戶家庭必須有足夠的房間。撫養者必須具有一定文化素質，且接受過專業培訓。
　　三是政府在制定財政預算時，就包含相關開支。法律規定：各地方政府必須起草兒童福利計劃，每4年至少更新一次，并且納入政府預算和財政計劃。
　　四是劃清責任領地，防止出現“扯皮”現象。《兒童福利法》還對受援助兒童原籍所在地、居住地、暫居地及其父母居住地等地方政府的職責做了詳細厘清，從而確保私人組織和寄養家庭在為兒童提供服務時，總能找到“埋單”人。
　　記者看到，這部法律的英譯本有38頁之多，包含17章95節，對兒童保護工作者在實際操作中可能遇到的各類情況進行了詳細分述。
　　例如，對兒童面臨的困境做了多種設想，包括父母離異、服刑、酗酒、患精神疾病，或是家境貧寒、居住條件過于簡陋等；并提供了多種服務選項，如上門服務、家長指導、困難補助、異地幫扶、教育改造、指定新監護人等；還規定了社會工作者在做情況評估以及制定幫扶方案時所應遵循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