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爾一家主流媒體日前在回顧韓國近60年來的發展成就時寫道：“韓國GDP在60年內增加740倍，從60年前不如一個非洲國家，到今天一舉超越非洲50多個國家GDP的總和。”縱觀韓國近60年的發展軌跡，韓國之所以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實現跨越式發展，除了與其國民吃苦、耐勞、愛國的精神密不可分之外，也得益于其專心致志謀發展的理念以及及時抓住了發展中的多項國內外機遇。
機遇之一：從經濟自立轉向出口立國
朝鮮戰爭結束后，韓國國內黨爭激烈、政局混亂、社會動蕩、民不聊生。1961年樸正熙通過軍事政變掌權時，韓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人均國民收入只有79美元，全國員工超過200人的企業只有54家。軍政府制定了第一個經濟開發5年計劃，但因為缺乏資金，基建規劃遲遲無法落實，冒進的貨幣改革也遭遇失敗，韓國經濟瀕臨崩潰。
此時，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走下坡路，韓國政府及時調整政策，從強調“經濟自立”轉為“出口立國”，以極其低廉的勞動力制造輕工業產品，銷往國外市場，同時積極向海外派遣礦工和護士等，以緩解國內就業壓力。據媒體報道，在1962年至1972年間，韓國向德國的礦山和醫院分別派遣了8300名礦工和6000名護士，他們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努力工作，為韓國賺回了寶貴的“血汗錢”。這一系列做法很快便取得了效果。到1966年，韓國經濟年增長率已達到7.8%。
機遇之二：韓日建交帶來資金技術
在美國的極力推動下，韓日從1951年起開始建交會談。樸正熙執政后，委派情報部長金鐘泌與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于1962年簽署了一份有關對日賠償請求權的秘密協議。一年后，這項協議的部分內容外泄，造成成千上萬的韓國人示威游行，批評政府同意日本“以廉價貸款交換對殖民統治的謝罪和賠償”，當局出動軍警進行了大規模武力鎮壓。但是，正是得益于樸正熙政府的果敢決絕，才推動了1965年《韓日基本條約》的正式簽署。
根據這一條約，日本向韓國提供總額8億美元的經濟合作資金，但作為“代價”，日方不再對其侵略行為“謝罪”。盡管這一條約至今仍飽受爭議，但韓國當時用“屈辱”換來的合作協議與支援資金，引進了原始的生產技術，構建了鋼鐵冶煉和機械制造的基礎設施。如今，韓國鋼鐵、造船、汽車和電子等骨干企業，大都與當年來自日本的資金技術有著傳承關系。
機遇之三：派兵參與越戰換取“血汗錢”
1964年9月至1973年3月，韓國向越南戰場派遣了31萬余名軍人參戰，以解決當時國內嚴重的政治與經濟危機。《朝鮮日報》曾對此作出如下評價：出兵越戰給韓國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在戰地所需的物資和人力全部從韓國調撥，韓國對越南出口迅猛增長。如果把軍人和勞務者的報酬和當地韓國企業的工資合計起來，當時韓國獲得了10億多美元的外匯。這筆錢成為韓國第二和第三個5年計劃的主要資金來源。此外，作為對韓
國參戰的回報，美國為提高韓軍作戰能力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觀的貸款。
機遇之四：勞務出口推動產業升級
1973年中東石油危機爆發。以出口為導向的韓國經濟在石油價格迅速上漲的壓力下陷入困境，而一夜暴富的中東產油國則開始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韓國政府敏銳地捕捉到了這次機遇，迅速組織勞務輸出。從1973年至1978年，韓國先后與沙特、約旦、黎巴嫩、科威特等多個中東國家簽署了基礎設施建設合同，派遣大量韓國工人走出去從事建筑活動。
在這段時間里，除了獲得豐厚的經濟利益之外，韓國企業憑借進取的企業精神和韓國工人的勤勞揚名世界，逐漸與西方國家建筑業建立了更深層次的聯系，為韓國融入西方市場經濟大格局打開了局面。據統計，由“中東特需”帶來的直接效益是：截至1976年，韓國經濟連續46個月大幅增長，年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高達13%。
機遇之五：巧打“民族牌”擺脫政治危機
長期的政治高壓、強迫積累和西方思潮的持續滲透，給韓國社會造成了越來越尖銳的矛盾。到上世紀70年代后期，全國各地的罷工罷課活動此起彼伏。1979年樸正熙被刺身亡后，時任保安司令全斗煥乘勢起兵奪取政權，建立了韓國歷史上的“第五共和國”。
針對極其惡劣的國內外環境，全斗煥采取了軟硬兼施的手法：政治上延續高壓政策，經濟上繼續扶持大型企業集團，對外交往上外柔內剛，在緩解社會情緒方面則通過文化、體育等方式凝聚民心。特別是首爾1986年和1988年先后成功舉辦亞運會和奧運會，使韓國人心中郁結的內部仇恨逐漸化為民族自豪感，人們的目光也隨之轉向了更為精彩的廣闊世界。
此后，韓國又迎來了“低油價、低匯率、低利率”的大好時代，使得正在實行財政緊縮政策的全斗煥政府一舉擺脫困境，推動高附加值的汽車、電子和半導體產業迅速發展。在盧泰愚、金泳三和金大中掌權期間，韓國經濟持續發展，韓國國內的社會民主運動也漸漸平息了下來。
機遇之六：冷戰結束帶來“走出去”良機
蘇東劇變后，原先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紛紛與韓國建交，這一變化給韓國政治和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利益。多年以來在產業工人、青年學生和知識階層中廣泛存在的反美、反政府思潮迅速偃旗息鼓，各類企業競相對前社會主義國家拓展業務。
短短幾年的時間，韓國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的龍頭和發展中國家學習的楷模。1992年中韓建交后，韓國人嗅準了中國的巨大商機，第一時間在中國開拓經濟和文化市場，加速了韓國成為世界貿易大國的步伐。
如今，國際格局又發生了重大變化：美歐發達國家經濟陷入了困境，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正奮起直追。韓國將如何應對新一輪變化，值得拭目以待。
二戰結束后，日本經濟蕭條，民生凋敝。根據當時的國際機遇，日本采取了在安全和外交上依靠美國、集中全力發展經濟的戰略，并通過大力拓展對外貿易、推動科技創新等方式，迅速實現經濟恢復與高速發展，并在1968年超過聯邦德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號經濟大國。此后，日本又多次遭遇石油提價、貿易順差過大等危機，日本則迅速調整發展模式，將危機變成發展的良機。
利用美國庇護
二戰結束后，日本被美國軍事占領。1947年，日本開始實施美國主導制定的《日本國憲法》，其第9條規定，日本“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到前項之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這部憲法因而被稱為“和平憲法”。
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出于冷戰需要，通過單獨與日媾和、締結“日美安保條約”等，實行“重新武裝日本”的政策。但時任日本首相吉田茂并未完全按照美國意圖行事。他沒有大幅增加軍費，而是把軍事開支控制在最低水平；也沒有重新建立軍隊，而是建立了所謂的“警察預備隊”。
實際上，吉田茂并不是和平主義者，其目的也不是要把日本帶到“非武裝中立”的道路上，而僅僅是出于加快本國復興和發展的考慮。其采取的策略是，在安全上依靠“日美安保條約”，在外交上采取親美反共政策，將全部精力集中在發展經濟上。
在美蘇冷戰期間，日本歷屆政府均堅持以優先經濟發展和對美從屬外交為基本特征的“吉田茂主義”。這使得日本經濟在美國侵朝戰爭和侵越戰爭中獲得了恢復和發展的良機。在這兩場戰爭期間，日本發揮了美軍軍需物資補給和美軍輪換休整基地的作用，日本經濟由于“戰爭特需”得以高速發展。
在這種戰略下，日本經濟1951年恢復到戰前水平，1956年完成經濟復興，此后一直到1973年，經濟高速成長持續了大約20年，年均增長率高迭9.1%。
政府保駕護航
二戰后日本經濟體制中，政府對經濟發展發揮著主導作用，日本稱之為“行政指導”。日本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兩大著眼點是：扶植民族工業，保護國內市場。其主要表現形式為：制定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及短期經濟展望等，通過緊縮和放松銀根等經濟杠桿對經濟進行宏觀導向；制定產業政策，通過財政、金融、稅收等立法措施，限制某些產業或保護和扶植弱小產業及新興產業；制定各種法規，對企業經濟活動進行嚴格監管等。
日本經濟體制的另一特點是實施官民密切合作。所謂的“民”是指民間企業。官民合作的具體方式包括：政府制定產業政策支持企業發展及打入國際市場；企業經營者加入政府的各種咨詢機構，參與政府決策；退職官員到民間企業任職等。法國已故戴高樂將軍曾把訪問歐洲的時任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稱為“半導體推銷商”。日本經濟學家也稱戰后經濟體制為“官民協調經濟”“混合經濟體制”。
二戰后，日本抓住有利的國際環境，把技術革新視為“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日本以1950年制定外資法為契機，開始大規模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有研究認為，1950年至1975年，日本花費數億美元引進了歐美國家半個世紀的先進技術成果，為自己節省了2/3的研發時間和9/10的研發經費。
在引進先進技術成果的同時，日本還大力開展自主創新。日本政府主管部門組織企業對關鍵技術進行聯合攻關；日本企業作為技術研發主體，引進和研發新技術的積極性很高；日本技術人員也十分刻苦鉆研。1980年，日本提出“科技立國”的新戰略，宣布要發展“有獨創性的科學技術”，成為“世界科學技術的發祥地”。
轉換增長方式
日本出口的商品最初以紡織品等輕工業產品為主。隨后，隨著重工業迅速發展，船舶、鋼鐵、電視機、汽車、半導體元器件等工業制品也成為大宗出口產品。隨著經濟的發展，日本商品在大量出口創匯同時，由于順差過大也助長了東南亞國家的反日情緒。1974年，時任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東南亞國家期間，遭遇了激烈的“反日游行示威”。
為緩和與東南亞國家的緊張關系，確保這個重要的海外市場，日本設立了“國際交流基金”，招聘這些國家的年輕學者到日本進行學術研究和交流，以培養親日派。1977年，福田赳夫在執政期間還發表了“福田主義”，即日本不做軍事大國，要為世界和平及繁榮做貢獻；與其他亞洲國家加強交流，建立心心相通的互信關系；以“對等合作者”立場幫助東南亞國家實現和平與繁榮。
20世紀70年代，日本經濟遭遇兩次“石油危機”和“反公害運動”的打擊，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宣告結束。對此，日本迅速轉變思路，化危為機，從傳統發展模式引發的危機中找到了未來發展的機遇。
此后，日本以節能和環保技術作為突破口，使日本經濟成功轉型，從以“長大重厚”型重工業和化工產業為主，轉為以“短小輕薄”型機電一體化產業為主。到20世紀80年代，日本以“環保技術先進國”的身份躍居工業發達國家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