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末，A股一度進入“1”時代，但在哀鴻遍野中，城鎮化概念股卻是獨領風騷。
如果把中國經濟比作一輛車，那么在中國當前GDP增速下滑、經濟結構轉型、人口紅利已在拐點等多重大背景之下，隨著新一屆領導人上臺，城鎮化或將是引領中國經濟未來數十年的重要引擎。
城鎮化并不是一個新概念，但在目前的經濟大背景下，加速城鎮化或是拉動內需的最好方式。
2012年第三季度我國GDP同比增長7.4%，這是3年以來中國GDP最慢增速，也是2009年一季度以來首次未達到7.5%的目標，這意味著中國經濟連續第七個季度放緩。
貿易順差方面，雖然按照2012年前10個月1802.3億美元的數據推算，今年的順差規模可能將創下三年來最高紀錄。但總體觀察2008年之后的貿易順差趨勢，出口進一步增長并不具有可持續性。
GDP增速下滑以及貿易順差的不可持續性，正在倒逼著經濟結構轉型。
而從人口這一長期經濟增長的源泉來看，人口紅利正在持續衰減。2011年人口普查顯示，總勞動力在2012年達到頂峰后將開始負增長。
“根據人口預測，我認為2013年是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點。其實，根據最新的人口數據，我們甚至可以認為，這個轉折點目前已經到來。”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此前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財商》。
人口紅利消失以及老齡化加速勢必對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造成一定的影響。
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放棄延續多年的“保八”目標，既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也肯定考慮了人口結構變化導致的影響。
1998年以來，房地產市場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了很大的力量。但2010年以來鑒于房地產價格暴漲帶來的多重風險，中央政府加大了調控力度，房地產市場也因此難以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引擎了。
研究機構莫尼塔認為，根據聯合國的數據統計，中國的城鎮化率當期僅在51%左右，遠低于歐美發達地區近80%左右的水平。即使和人均GDP水平相當的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相比，中國的城鎮化水平也明顯偏低。
城鎮化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引擎，除了天時，人和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城鎮化概念的異軍突起，很多研究人士將此和新一屆領導人上臺結合起來分析。諸多研究人士認為，李克強副總理對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思路之一就是城鎮化。
2010年2月5日，李克強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首次詳細闡述了城鎮化這一概念，并在2010年11月《求是》雜志上發表的《關于調整經濟結構促進持續發展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著重闡述了城鎮化在調結構、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而在2012年4月的《求是》雜志上，李克強再次發表了關于城鎮化的文章《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深入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全國發展和改革工作座談會》。
該文中，李克強強調，“推進城鎮化，要努力在改革攻堅中破解深層次矛盾。圍繞城鎮化發展中面臨的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土地節約集約利用、戶籍和社會管理、資源支撐和生態環保等問題。”
國信證券策略分析師黃學軍認為，政策頻繁提及城鎮化，并被賦予擴大內需的戰略性作用，將是新一屆政府推動經濟改革的重要方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中擴大內需是結構調整的首要任務，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在動力來源于城鎮化。
光大證券策略分析師徐彪發現，十七大報告全篇提及城鎮化僅有兩次，十八大報告中則多達七次。
其中兩次最重要的出現分別是：第一次出現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經濟目標的相關章節中，第二次出現在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相關章節中。
徐彪表示，哪怕用最挑剔的眼光，依然可以看出城鎮化在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實踐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城鎮化加速啟動基本是板上釘釘，但由于沒有確切的政策，目前對城鎮化的投資脈絡依然只能是摸索。
“城鎮化是個老話題，市場一直疑惑后續有何對策落實，我們也在盲人摸象中尋找線索。”海通證券高級策略分析師荀玉根在報告中表示。
荀玉根認為，推進城鎮化最核心的兩個問題：一是人口戶籍問題，二是土地問題，而回顧過去2年多，事情已經在微妙變化。
今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有助于推進戶籍制度、計劃生育制度的改革，有可能為城鎮化發展配套。
關于土地問題，浙江、廣東、四川等地率先出臺了關于宅基地流轉的法規和管理辦法，目前已經形成可供參考的浙江嘉興
“兩分兩換”
模式、廣東梅州模式、成渝模式。
徐彪則認為，城鎮化啟動涉及很多方面，主要有：一、為服務業發展打開空間；二、隨著農業人口不斷進入城市，糧食安全必須保障，所以離不開農業現代化；三、離不開房地產行業的平穩健康發展。
黃學軍認為，對照日本的案例來看，在中國城鎮化過程中，主要的受益板塊將是：一、與城市智能和智慧建設相關的板塊；二、城市交通和規劃建設相關的板塊；三、環保板塊；四、縮小城鄉差距和收入倍增計劃下休閑、醫療和文化等板塊。
由于城鎮化涉及面之廣，加上政策細則尚未出臺，投資脈絡上把握并不容易。因此本報選擇從兩大維度進行分析，一是產業鏈機會，二是區域性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