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經濟之聲《央廣財經評論》報道，作為牽動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大事，年內即將出臺的收入分配改革備受矚目。對于這個問題，國家發改委就業和分配司副司長劉浩在中國改革論壇上最新發表的觀點，引人深思。他說，種種跡象表明，過去的決定、規劃、法律等“頂層設計”都對收入分配具有正面作用，但至今沒能很好地實現。如果一味等待頂層設計，可能就會錯過改革時機。目前，我國行業門類平均工資統計的差距將近5倍，行業大類差距則超過2倍。劉浩說，我國早在2008年起就施行《反壟斷法》，至今已經有4年。近年來，社會對具有壟斷性質的產品服務及價格有不少意見，但這些行業利用他們控制地位損害消費者利益和自身過高收入的問題，都沒有得到有效解決。此外，黨的“十七大”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是改善廣大群眾的生活、啟動國內市場需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一項好設計。但是，按2010年城鄉住戶收支調查數據推算，當年居民總收入16.6萬億元，占國民支配收入比重下降了。
    上世紀80年代，我國居民收入占比曾達到70%以上，現在則只有60%左右。如果說，收入分配改革不能一味依靠頂層設計，那么應該通過什么樣的路徑實現百姓期盼已久的收入分配改革？經濟之聲特約評論員、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對此進行點評。
　　收入分配差距正在逐步拉大，既容易導致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的增大，又直接導致社會總需求不足。國家發改委的官員指出，收入分配改革不能一味等待“頂層設計”，否則可能將錯過改革時機。劉浩的話可謂意味深長。
　　向松祚：我想首先現在收入分配改革已經成為全社會關注最重大的問題之一，也是牽動整個國家經濟穩定增長和社會穩定的關鍵問題之一。發改委的官員講的這個是令人非常困惑也是非常失望的事情。從中國過去33年的改革開放的經驗，我們其實有一個重要的經驗就是，中國的社會改革必須是從頂層設計和基層啟動要相結合，市場行為和政府行為必須要配合，但是我們經過30多年之后現在看起來有些頂層設計實際上即使設計出來也實施不下去。這里面有兩個核心的原因我的理解，為什么發改委這位官員講頂層設計有的是18年，有的是16年都沒有辦法實施，還有兩個一個是就是說這個頂層設計具體是由哪個部委負責，往往存在這種扯皮拉筋、推卸責任甚至就是為了抓權利而不愿意進行改革的情況是普遍存在的。第二個就是我們收入分配要改革的某些關鍵的領域，比如說官員財產的公開，比如說公車的改革，比如說所謂三公經費的公布，特別是壟斷行業的這種改革本身就是牽扯到中央最高層的這些部委直接的利益，說的不客氣一點就是壟斷利益的保護者。他們自然是不愿意改革的，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麻煩的問題，中國現在的改革如果沒有一個頂層機制的設計和指導的話，因為基層要做是非常有局限性的，因為有些基層改革您做了以后上層就馬上可以叫停，你這個不對，你必須要停下來。還有我們收入分配改革里面涉及到稅收的問題，這個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首先地方這些人大常委也好，更不用說政府，他們沒有這個權利來建立當今這個稅法，他要進行這個稅制的調整，稅制的改革必須要得到上面的批準，上面沒有頂層設計下面也做不了。雖然我們基層可以采取一些辦法，但是現在我們的改革特別是收入分配改革這種牽動全國體制的改革，必須要從上面往下進行很好的頂層設計，最核心的就是怎么去落實下去。
　　由于缺乏明確的責任劃分再加上關鍵領域的改革推行存在的困難，也導致了我們這種頂層設計現在推行的難度在加大，但是收入分配改革又需要一個從上而下的推動，但是我們注意到目前一些部門地方在收入分配幾個方面也主動進行一些嘗試，比如改革公務用車、促進經濟轉型等等。這能不能看作不一味依靠頂層設計的有益嘗試？
　　向松祚：當然我們也得承認在過去這些年從中央到地方，特別有些地方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也是進行了許多非常有益的嘗試，地方甚至也有很大的突破，但是我們看到其實收入分配機制改革本身并不是收入改革本身，牽扯的是我們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現在大家不都講中國改革已經進入到了深水區，進入到了攻堅克難的階段，其實收入分配改革就是堅和難非常厲害的領域。
    這里面有四大領域是需要改的，第一個是稅收的設計，比如說稅收通過世界各國這么多年的經驗，稅收如何調整收入分配呢？你必須要多征財產稅、遺產稅、贈與稅，也就是說要通過這種稅種來調整貧富的差距和收入分配的差距，讓財富為更多的公眾所使用。
    第二就是財政支出的改革，大家都在抱怨中國的財政支出占的比重在全世界特別是行政管理費用我們的公務員的費用，我們行政開支的比重占GDP越來越高，現在已經超過了20%，超過了這些發達國家，更不要說日本，日本其實只有3%到4%，我們公務員隊伍這么龐大都是吃皇糧，都是非生產性的勞動，我們干嘛要這么多公務員？這是必須要改的。
    第三個就是反腐敗，官員的財產必須要公開，不僅要在黨內公開，必須要向全社會公開，這里面僅僅是改一下公車、公房、公款吃喝，這是遠遠不夠的，你必須要把你的財產公開，你的收入從哪里來的。
    第四個是公平的機會，現在老百姓抱怨很多，比如說你現在農家的子弟或者是貧窮地區的子弟，他很難有機會進入到主導的行業或者說進入到國家的關鍵部門，但是我們還有很多的壟斷企業，民營資本和私人資本很難得到公平競爭的機會，這四大領域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攻堅克難最麻煩的，那么這些領域我們沒有頂層設計，沒有上司的政治體制的改革，我們下面能推得動嗎？
　　這四個方面不僅僅是是需要頂層設計，而是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來推動，這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的問題，這是一個政治的問題。比如說我們反腐敗官員財產的安全，這個問題不是一個經濟學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對于改善收入分配是極其關鍵，也就是說領導干部的收入必須要公平比較透明，或者說財政支出的改革，每年財政收入大家都在講每年財政收入前幾年增長速度都是百分之三十幾，遠遠超過GDP的增長速度和老百姓的收入增長速度，今年即使有所下降，今年的財政收入也是高于GDP的收入增長速度。我們今年的財政收入肯定是10%以上的增長速度，GDP只有百分之七點多，老百姓就會問一個問題，可以把錢拿去，但是政府把錢拿去以后政府的錢花到哪里去了，我們經過很多年的努力呼吁現在三公經費開始在公布，公車的改革有些地方開始在啟動，但是遠遠沒有達到這個預期的效果，當然深層次的改革也就是說財政收入通過稅收，通過土地拍賣，通過各種渠道把錢拿去以后用到哪里了，是用到非生產性的公務員的隊伍，還是用到去改善我們老百姓急需要改善的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呢？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嚴峻的道德問題，這些問題的改變必須是要通過頂層設計，特別從中央層面要有極大政治勇氣形成具體的法律措施，要必須推行下去才能夠取得改革的成效。
　　除了頂層設計，基層創新也是應該有機的和頂層設計進行相結合，應該是一個總體作用的結果，在您看來這個過程需要遵循一個什么樣的途徑？
　　向松祚：基層的創新我想在收入分配里面是比較有限的，當然基層我們要鼓勵他們創新。比如說過去收入分配改革大家提出有兩個提高，一個是要提高勞動者的收入在初次分配收入的比重，第二個是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目前整個國民收入當中的比重，這兩個提高有一個具體的措施基層是可以做的，比如說在工資的調節制度方面，在改善就業方面，比如說很多地方他們對中小企業比如說給予一定的優惠或者說減稅減負，比如說對于大學生或者說對于農民工創業，或者說給予一定的稅收支持，等等這些對創造公平的機會，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當然是有幫助，但是這些我覺得從整體來講實際上只是一個輔助的作用，收入分配改革還需要全國一盤棋來統一設計。